㈠ 固定匯率對貿易不良影響。
RMB在1994年前是典型的固定匯率。現在雖然也是浮動匯率，單受ZF干預較強。
缺點
（1）匯率基本不能發揮調節國際收支的經濟杠桿作用。
簡單說就是對出口和進口貿易不利。
（2）為維護固定匯率制將破壞內部經濟平衡。比如一國國際收支逆差時，本幣匯率將下跌，成為軟幣，為不使本幣貶值，就需要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但這種會使國內經濟增長受到抑制、失業增加。
簡單理解可理解為，缺乏經濟抵抗力。易受外部環境影響。
（3）引起國際匯率制度的動盪和混亂。東南亞貨幣金融危機就是一例。
㈡ 誰能告訴我固定匯率制度的利和弊（可以任挑幾點回答哦）
固定與浮動匯率只是兩種不同的匯率制度，無所謂對錯或優劣之分。在某個階段、相對某個經濟結構，固定匯率可能比浮動匯率更適合。但在另一個階段、另一種經濟結構下，浮動匯率可能更合適
有關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爭論持續了多年，總體上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及分析。因研究國際金融而獲諾貝爾獎的蒙代爾教授與斯坦福大學專門研究日本及中國匯率制度的麥金農教授認為：現階段最好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與美元掛鉤。而幾乎所有其他的具有國際影響的經濟學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資銀行界，及國際學術圈的經濟學家，都認為人民幣應該浮動。
其實，固定與浮動匯率只是兩種不同的匯率制度，無所謂對或錯，只是在兩種制度下個人、企業及宏觀經濟的行為及調整方式不一樣。在某個階段、相對某個經濟結構，固定匯率可能比浮動匯率更適合。但在另一個階段，另一種經濟結構下，浮動匯率可能更合適。因此，在比較固定與浮動匯率制度的利弊時，需要對兩種匯率制度的本質及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及結構有透徹的理解。
固定匯率制度的最大好處是政府幫助個人及企業消除了匯率風險，降低了國際貿易及投資的交易成本。二次大戰後，由凱恩斯等經濟學家設計的國際貨幣體系，包括監督執行這一體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由蒙代爾倡導的歐元體系在歐盟各國之間也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港幣與美元的掛鉤及人民幣與美元在1994－2005年期間的掛鉤，也屬於固定匯率制度。顯然，固定匯率制度對促進國際貿易與投資功不可沒，中國的外貿及外商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主要發生在1994年實行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之後。
對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固定匯率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幫助建立一個更符合市場規律的相對價格體系。在計劃經濟里，工資及吃、住、行、教育、醫療等的相對價格並不真實地反映商品及服務的成本與效益，改革初期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是花在吃上面，而住與醫療幾乎不花錢。這樣的相對價格體系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各種商品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體系很不一樣，顯然需要調整。固定匯率使得中國各行各業相對價格的調整更容易、也更順利。
固定匯率的另一個好處是對本國的貨幣政策加以限制，使得本幣的利率及通脹與國際主要貨幣的利率與通脹不會無緣無故地相差太多。對於像香港這樣的開放型、以國際貿易及資本市場為主的經濟體，固定匯率有利於營造一個相對穩定及容易預測的宏觀經濟環境。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制定及執行能力還不成熟時，固定匯率也有利於穩定通脹預期及宏觀經濟環境。1994年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之後，中國的通脹預期很快就得到控制，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甚至出現輕微的通縮。
但是，固定匯率對貨幣政策的限制也可能成為一個問題。當中國由於製造業等行業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而導致住房、醫療、教育及服務業成本及價格上漲過快時，央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就無法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減緩通脹壓力。因此，在中國沒有出現嚴重的由於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而產生的非貿易商品價格高漲之前，固定匯率制度對中國是基本適用的。但是，一旦持續的生產率增長導致較明顯的通脹，特別是非貿易商品(如住房)價格的上漲，浮動匯率下的人民幣升值就有必要，也比較容易被社會接受。特別是在通脹環境下，人民幣升值不會導致通縮的風險。
固定匯率能夠成功實行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守住固定的匯率，這對日本、中國及香港特區這些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及貿易順差的經濟體不是一個問題，但對拉丁美洲及亞洲一些常年擁有貿易逆差的國家就是一個很難實現的條件。阿根廷、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在金融危機時無法守住官方匯率，就是因為它們持續的貿易逆差導致外匯儲備流失，不得已只能讓匯率浮動。
浮動匯率的主要好處是為央行提供了一個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來控制通脹，但成本是個人、企業、銀行必須承擔匯率風險，包括市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風險。
斯坦福大學麥金農教授對日本及中國實行浮動匯率的風險研究得最透徹。他提出了一個道德矛盾及沖突(conflictedvirtue)的理論。日本及中國都持續多年擁有大量貿易順差，也就是不斷積累美元凈資產，這本來是一種勤儉儲蓄的美德。可是，當日元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形成並實現時，本國居民將普遍不願意持有不斷貶值的美元而更願意持有不斷升值的本幣，這就形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及沖突：本國居民通過貿易順差不斷積累凈美元資產但卻不願持有美元資產！結果是官方外匯儲備大升，並導致本幣發行量大增，本幣利率下降，甚至開創零利率時代，也稱為「貨幣流動性陷阱」。
麥金農的道德矛盾及沖突理論的一個基本經濟學原理是：在市場環境下，投資不同貨幣資產的回報在調整風險之後應該相同。比如，給定同樣的風險，投資人民幣資產的回報主要體現在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實質利率＋中國通脹率)，而投資美元資產的回報則體現在美元名義利率(＝美元實質利率＋美國通脹率)。但在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時，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回報還包括人民幣的升值率，因此：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升值率＝美元名義利率。
如果美元名義利率是6％，而人民幣每年升值率達6％，在中國開放資本流動的條件下，人民幣名義利率就可能被壓至零。這就是為什麼麥金農教授不希望人民幣採取浮動匯率制度的原因。
在沒有通脹時(如日本在1990年代)，麥金農的分析完全正確。可是，一旦有了通脹，人民幣名義匯率(人民幣實質利率＋中國通脹率)就可以比零高很多。而一旦有了通脹，由於通脹與升值的替代關系，人民幣升值壓力及升值率也必將相應減小，人民幣名義利率跌至零的風險，即落入「貨幣流動性陷阱」的風險，也會減小。可見，維持一個適當的由生產率快速增長導致的通脹率，可以降低人民幣升值導致零利率的風險，也可以減低升值的壓力。
因此，我認為中國今後的通脹率應該至少高於美國目前的通脹率(大致2％－3％)但低於日本1950－1970年間的平均通脹率(大致5％－6％)，低通脹對工薪階層及退休職工的影響則可以通過工資／退休金與通脹指數掛鉤等方式來解決。
㈢ 固定匯率所帶來的負面經濟影響
固定匯率的弊端:不能靈活反映外匯供求關系，使匯率的市場性喪失或削弱；匯率市場性的喪失或削弱又使其不能反過來調節外匯的供求關系，自動調節功能大大降低，因而只能由政府調節。但政府確定匯率的弊端十分明顯：一是受到主觀影響，如果政府調控能力不強還會出現重大失誤；二是受到客觀因素的牽制，匯率的確定和變動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不得不充分考慮；三是受不同政策目標的牽制，匯率目標可能和其他目標相沖突，若匯率水平脫節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就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另一方面，「蒙代爾三角」理論認為，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和貨幣政策三者不可能兼顧，只能犧牲其中之一而保證實現另外二者。因為假如在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下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利率會上升，在匯率不變的情況下，利率的上升帶來對本國投資收益的增加，大量的外國資本會流入，造成本幣升值的壓力，為維持匯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賣出本幣買入外幣進行干預，這樣緊縮的貨幣又被擴張了，貨幣政策無效。因此，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堅持固定匯率就要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性、獨立性和有效性。
在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固定匯率制都曾發揮過它的積極作用。二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其實質就是一種固定匯率制度，對於戰後各國經濟復甦和建立穩定的經濟貿易聯系，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從我國以前的情況來看，資本自由流動不存在，通過政府調整可使國際收支大體平衡，固定匯率制的利大於弊。亞洲國家高速發展的90年代，固定匯率制對於穩定投資者預期也曾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經濟泡沫膨脹，經濟增長減慢，貿易赤字上升，投機資本沖擊的情況出現，此時固定匯率制的不利影響就遠遠超出了它的有利方面。
㈣ 浮動匯率，固定匯率對個人影響。
1.浮動匯率（floating exchange rate）是固定匯率的對稱。根據市場供求關系而自由漲跌，貨幣當局不進行干涉的匯率。在浮動匯率下，金平價已失去實際意義，官方匯率也只起某種參考作用。就浮動形式而言，如果政府對匯率波動不加干預，完全聽任供求關系決定匯率，稱為自由浮動或清潔浮動。但是，各國政府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或出於某種政治及經濟目的，要使匯率上升或下降，都或多或少地對匯率的波動採取干預措施。這種浮動匯率在國際上通稱為管理浮動或骯臟浮動。1973年固定匯率制瓦解後，西方國家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度。
2.浮動匯率指一國貨幣同他國貨幣的兌換比率沒有上下限波動幅度，而由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自行決定。1971年8月15日，美國實行新經濟政策，任由美元匯率自由浮動，到1973年，各國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也正是從那時開始，外匯市場隨著各種匯率的不停的浮動而不斷發展。
3、浮動匯率按政府是否干預，分為自由浮動匯率和管理浮動匯率兩種。在現實生活中，政府對本國貨幣的匯率不採取任何干預措施，完全採取自由浮動匯率的國家幾乎沒有。由於匯率對國家的國際收支和經濟的均衡有重大影響，各國政府大多通過調整利率、在外匯市場上買賣外匯以及控制資本移動等形式來控制匯率的走向。
4.固定匯率是指一國貨幣與另一國家貨幣的兌換比率基本固定的匯率，固定匯率並非匯率完全固定不動，而是圍繞一個相對固定的平價的上下限范圍波動，該范圍最高點叫「上限」,最低點叫「下限」。當匯價漲或跌到上限或下限時，政府的中央銀行要採取措施，使匯率維持不變。在19世紀初到20世紀30年代的金本位制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70年代初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都實行固定匯率制。
5.固定匯率 優點1）有利於經濟穩定發展（2）有利於國際貿易、國際信貸和國際投資的經濟主體進行成本利潤的核算，避免了匯率波動風險。缺點（1）匯率基本不能發揮調節國際收支的經濟杠桿作用（2）為維護固定匯率制將破壞內部經濟平衡。比如一國國際收支逆差時，本幣匯率將下跌，成為軟幣，為不使本幣貶值，就需要採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但這種會使國內經濟增長受到抑制、失業增加。（3）引起國際匯率制度的動盪和混亂。東南亞貨幣金融危機就是一例。
㈤ 中國實行盯住美國的匯率制度，對美國經濟會產生影響嗎急......
盯住美元，美國貨就貴，這樣，美國的東西就賣不動。中國貨就更好賣。
因為中國對美國始終順差，一個原因就是中國貨便宜。現在美元如果貶值，世界范圍內來講，美國貨就便宜了，美國的東西就會好賣，但是，如果中國的人民幣也貶值，中國貨也會便宜，這樣，中國貨就不會滯銷。
㈥ 固定匯率對個人的影響
如果做貿易的話，固定匯率肯定是好的。因為如此一來，資金的轉換就會比較穩定，不易受到損失。再說一點不好的吧 那如果個人投機行為的話肯定不好啦，這樣就沒有套利空間了嘛~
㈦ 請問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對我國的利弊是什麼
有關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爭論持續了多年，總體上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及分析。 因研究國際金融而獲諾貝爾獎的蒙代爾教授與斯坦福大學專門研究日本及中國匯率制度的麥金農教授認為：現階段最好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與美元掛鉤。而幾乎所有其他的具有國際影響的經濟學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資銀行界，及國際學術圈的經濟學家，都認為人民幣應該浮動。 其實，固定與浮動匯率只是兩種不同的匯率制度，無所謂對或錯，只是在兩種制度下個人、企業及宏觀經濟的行為及調整方式不一樣。在某個階段、相對某個經濟結構，固定匯率可能比浮動匯率更適合。但在另一個階段，另一種經濟結構下，浮動匯率可能更合適。因此，在比較固定與浮動匯率制度的利弊時，需要對兩種匯率制度的本質及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及結構有透徹的理解。固定匯率制度的最大好處是政府幫助個人及企業消除了匯率風險，降低了國際貿易及投資的交易成本。二次大戰後，由凱恩斯等經濟學家設計的國際貨幣體系，包括監督執行這一體系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由蒙代爾倡導的歐元體系在歐盟各國之間也是一個固定匯率制度。港幣與美元的掛鉤及人民幣與美元在1994－2005年期間的掛鉤，也屬於固定匯率制度。顯然，固定匯率制度對促進國際貿易與投資功不可沒，中國的外貿及外商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主要發生在1994年實行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之後。對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固定匯率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幫助建立一個更符合市場規律的相對價格體系。在計劃經濟里，工資及吃、住、行、教育、醫療等的相對價格並不真實地反映商品及服務的成本與效益，改革初期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是花在吃上面，而住與醫療幾乎不花錢。這樣的相對價格體系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各種商品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體系很不一樣，顯然需要調整。固定匯率使得中國各行各業相對價格的調整更容易、也更順利。固定匯率的另一個好處是對本國的貨幣政策加以限制，使得本幣的利率及通脹與國際主要貨幣的利率與通脹不會無緣無故地相差太多。對於像香港這樣的開放型、以國際貿易及資本市場為主的經濟體，固定匯率有利於營造一個相對穩定及容易預測的宏觀經濟環境。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制定及執行能力還不成熟時，固定匯率也有利於穩定通脹預期及宏觀經濟環境。1994年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之後，中國的通脹預期很快就得到控制，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甚至出現輕微的通縮。但是，固定匯率對貨幣政策的限制也可能成為一個問題。當中國由於製造業等行業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而導致住房、醫療、教育及服務業成本及價格上漲過快時，央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就無法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減緩通脹壓力。因此，在中國沒有出現嚴重的由於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而產生的非貿易商品價格高漲之前，固定匯率制度對中國是基本適用的。但是，一旦持續的生產率增長導致較明顯的通脹，特別是非貿易商品(如住房)價格的上漲，浮動匯率下的人民幣升值就有必要，也比較容易被社會接受。特別是在通脹環境下，人民幣升值不會導致通縮的風險。固定匯率能夠成功實行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守住固定的匯率，這對日本、中國及香港特區這些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及貿易順差的經濟體不是一個問題，但對拉丁美洲及亞洲一些常年擁有貿易逆差的國家就是一個很難實現的條件。阿根廷、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在金融危機時無法守住官方匯率，就是因為它們持續的貿易逆差導致外匯儲備流失，不得已只能讓匯率浮動。浮動匯率的主要好處是為央行提供了一個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來控制通脹，但成本是個人、企業、銀行必須承擔匯率風險，包括市場投機人民幣升值的風險。斯坦福大學麥金農教授對日本及中國實行浮動匯率的風險研究得最透徹。他提出了一個道德矛盾及沖突(conflictedvirtue)的理論。日本及中國都持續多年擁有大量貿易順差，也就是不斷積累美元凈資產，這本來是一種勤儉儲蓄的美德。可是，當日元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形成並實現時，本國居民將普遍不願意持有不斷貶值的美元而更願意持有不斷升值的本幣，這就形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及沖突：本國居民通過貿易順差不斷積累凈美元資產但卻不願持有美元資產！結果是官方外匯儲備大升，並導致本幣發行量大增，本幣利率下降，甚至開創零利率時代，也稱為「貨幣流動性陷阱」。麥金農的道德矛盾及沖突理論的一個基本經濟學原理是：在市場環境下，投資不同貨幣資產的回報在調整風險之後應該相同。比如，給定同樣的風險，投資人民幣資產的回報主要體現在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實質利率＋中國通脹率)，而投資美元資產的回報則體現在美元名義利率(＝美元實質利率＋美國通脹率)。但在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時，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回報還包括人民幣的升值率，因此：人民幣名義利率＋人民幣升值率＝美元名義利率。如果美元名義利率是6％，而人民幣每年升值率達6％，在中國開放資本流動的條件下，人民幣名義利率就可能被壓至零。這就是為什麼麥金農教授不希望人民幣採取浮動匯率制度的原因。在沒有通脹時(如日本在1990年代)，麥金農的分析完全正確。可是，一旦有了通脹，人民幣名義匯率(人民幣實質利率＋中國通脹率)就可以比零高很多。而一旦有了通脹，由於通脹與升值的替代關系，人民幣升值壓力及升值率也必將相應減小，人民幣名義利率跌至零的風險，即落入「貨幣流動性陷阱」的風險，也會減小。可見，維持一個適當的由生產率快速增長導致的通脹率，可以降低人民幣升值導致零利率的風險，也可以減低升值的壓力。因此，我認為中國今後的通脹率應該至少高於美國目前的通脹率(大致2％－3％)但低於日本1950－1970年間的平均通脹率(大致5％－6％)，低通脹對工薪階層及退休職工的影響則可以通過工資／退休金與通脹指數掛鉤等方式來解決。
㈧ 固定匯率下，如果外國發生通貨膨脹，這對本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會產生什麼影響
在匯率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一國出現通貨膨脹，將會引起該國的國際收支出現貿易逆差，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經濟增長快的年份，都是逆差或者順差較小的年份。
因此，在對外貿易問題上，應當徹底轉變觀念，放棄以出口創匯、追求順差為目標的傳統觀念和做法，確立以國際收支平衡為目標的政策。
(8)固定匯率對美國的影響擴展閱讀
如果一個國家經常出現貿易赤字現象，為了要支付進口的債務，必須要在市場上賣出本幣以購買他國的貨幣來支付出口國的債務，這樣，國民收入便會流出國外，使國家經濟表現轉弱。
政府若要改善這種狀況，就必須要把國家的貨幣貶值，因為幣值下降，即變相把出口商品價格降低，可以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能力。因此，當該國外貿赤字擴大時，就會利淡該國貨幣，令該國貨幣下跌；反之，當出現外貿盈餘時，則是利好該種貨幣的。
因此，國際貿易狀況是影響外匯匯率十分重要的因素。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充分說明這一點。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連年出現逆差，致使美國貿易收支的惡化。
為了限制日本對美貿易的順差，美國政府對日施加壓力，迫使日元升值。而日本政府則千方百計阻止日元升值過快，以保持較有利的貿易狀況。同樣的，關於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也有這方面的斗爭因素。
㈨ 為什麼固定匯率制度容易引起國外通貨膨脹輸入本國
實行固定匯率制度 ,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 , 不能及時地通過匯率變動使國際收支自動達到平衡 , 而往往引起該國大量黃金外匯外流 , 國際儲備大大下降。此外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會在國際間傳導通貨膨脹。因為價格一律是商品交換的普遍規律 , 當一國發生通貨膨脹時 , 該國貨幣對內貶值而由於實行固定匯率制度不能及時調整匯率 ,必然因國內物價上漲引起其他國家向該國大量出口 , 導致出口國出現貿易順差 , 這樣出口國貨幣供給量因外匯收入增加而增加。出口國一方面商品供應減少, 另一方面貨幣供給增加 , 極容易引發通貨膨脹。
㈩ 中美關系緊張對匯率的影響
5月9日至10日，在第十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期間，美方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從10%升至25%，並計劃對額外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25%關稅。中美貿易再掀波瀾，離岸人民幣匯率一周之內貶值超千點，收於6.845，而且是在美元指數走弱的情況下大幅貶值。中美貿易戰下，人民幣匯率將向何處去?
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沖突迭起勢必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但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貶值的空間都沒有。而若中美貿易談判走向緩和，人民幣匯率仍將受到更多支撐：金融對外開放帶來外資流入，以及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區間，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個因素。
看形勢：中美貿易戰勢必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
年初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是市場供求推動的結果，其核心原因是中美談判取得積極進展提振了市場情緒，而與政策干預關聯不大。而人民幣匯率近期快速貶值，也與中美貿易談判的反復相吻合(圖1)。當前情境，與去年6月下旬美方決定加征關稅後，人民幣匯率的一波急貶有相似之處，但市場供求的主導性更強。當時，人民幣中間價的拆解中可以看到政策助推貶值的影子;而上周人民幣中間價的變化也呈現出這一跡象，但市場供求是主導因素，逆周期因子是否助推貶值有待觀察(圖2)。上周期權市場反映人民幣貶值預期快速躥升，體現中美關系反復導致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看法轉變。
看美元：人民幣與美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元震盪偏強但缺乏持續大幅上行的動能，因此人民幣匯率有階段性的、較有限的貶值壓力
當前，美國經濟「一枝獨秀」的現狀尚未根本改變。近期受困於「火車頭」德國經濟的波折，歐洲經濟復甦之路依然蹣跚反復，只有美國經濟依然保持相對強勢的狀態。不過，今年一季度美國經濟表現強勢，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中美貿易談判的轉圜、得益於全球風險偏好的回升;而一旦中美貿易關系走向惡化，這一切可能都會打個折扣。根據IMF的測算，對中美之間所有貿易徵收25%的關稅，將使美國的GDP下降0.3%-0.6%，使中國的GDP下降0.5%-1.5%。近期，美國經濟超預期的程度已持續弱於歐洲，其在中美貿易戰中面臨的「雙輸」沖擊，將會進一步限制美元指數上行的空間(圖3)。
看經濟：外部沖擊下需要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機械承諾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不太可取
中美貿易戰最直接的沖擊就體現在出口上。2018年11月以來，全球出口增速大幅下挫，全球貿易向2015-2016年的形勢演化。2018年對美國對中國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導致這部分商品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10%左右;美方此番對中國商品全面徵收25%的關稅，將對中國出口產生重大沖擊。
事實上，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出口凋敝已經構成中國經濟減速的一條主線。2012年，中國出口增速從20%下挫至8%，當年中國GDP增速目標不再「保8」(從9.5%下降到7.9%)，而是把新增就業作為政府工作報告的首要目標。國內政策也只進行了有限的寬松，繼續踐行房地產調控，當年4月12日人民幣匯改也進行了一次比較實質性的改革，將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區間從0.5%擴展到1%;2015年，中國出口增速從6%下挫至-3%，當年8月11日的匯改引入了人民幣中間價的市場定價，國內政策在寬松基礎上又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
回顧過去，至少有兩個啟示：1)出口減速是倒逼中國加速改革調整的因素;2)出口減速要求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
當前中美貿易談判正酣，美國率先加征關稅，而中國不加干預，讓人民幣按市場供求方向貶值，是短期博弈的一個層面。但中美貿易談判只要繼續，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和大幅貶值的空間都沒有：大幅升值，不符合當前人民幣匯率並未明顯低估的基本面，也會顯著削弱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並可能加劇不利的資本流動壓力;大幅貶值，不符合秉持重商主義理念、施壓中國迅速削減對美貿易順差的美方訴求。目前來看，中美匯率協議的大框架或與《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的匯率部分相似：更加註重匯率(調整)規則的「公平」，而不以促成美元大幅貶值為目的。何況，人民幣也不是美元指數的構成貨幣!
如果中美貿易談判走向緩和，那麼人民幣匯率仍將受到支撐。
第一個支撐是，金融對外開放帶來外資流入。2019年，受益於MSCI提高A股納入因子、富時羅素GEIS指數集合納入A股、彭博巴克萊指數納入中國債券，海外資金被動流入將大幅增加，規模保守估計在1000億美元以上。對比2018年中國國際收支總差額為1087.7億美元，該體量不容小覷。而且，海外還可能繼續主動增配中國。目前，全球資金對美國資產的配置處於歷史最高水平(超高配)，但新興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已經超過60%，中國又是新興市場的佼佼者，海外資金的重新配置有望帶來可觀的外資流入。
第二個支撐是，中美利差短期回到安全區間。
隨著美聯儲暫停加息並於5月啟動停止縮表計劃，年初以來美債收益率震盪下行;倘若中美談判走向緩和，以當前中國經濟展現出的「韌性」，以及中國政府不「走老路」的決心，中國利率下行速度應不會太快。短期內，中美利差能夠提供一定緩沖，但其走向取決於中美貿易戰的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