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匯率制度定義_中國現在的匯率制度是什麼

Ⅰ 我國現行匯率制度是什麼如何完善

中國截止到2018年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中國的匯率制度不同於浮動匯率，固定匯率，而是資本管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都是中央銀行接受你任何的買賣貨幣的請求，無論數額大小。而中國是不允許你自由兌換外幣的。

(1)自由匯率制度定義擴展閱讀：
匯率制度的內容：
1．確定匯率的原則和依據。例如，以貨幣本身的價值為依據，還是以法定代表的價值為依據等。
2．維持與調整匯率的辦法。例如，是採用公開法定升值或貶值的辦法，還是採取任其浮動或官方有限度干預的辦法；
3．管理匯率的法令、體制和政策等。例如，各國外匯管制中有關匯率及其適用范圍的規定。
4．制定、維持與管理匯率的機構，如外匯管理局、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等。
匯率制度的研究包括兩個基本視角：匯率制度是如何形成和決定的。如何選擇匯率制度。前者是實證問題，後者屬於規范分析。
匯率制度分類是研究匯率制度優劣性和匯率制度選擇的基礎，而對匯率制度與宏觀經濟關系的考察，首先在於對匯率制度如何分類。由於不同的分類可能會有不同的結論，從而導致匯率制度的選擇成為宏觀經濟領域最具爭議性的問題。

Ⅱ 中國現在的匯率制度是什麼

中國截止到2018年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中國的匯率制度不同於浮動匯率，固定匯率，而是資本管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都是中央銀行接受你任何的買賣貨幣的請求，無論數額大小。而中國是不允許你自由兌換外幣的。

(2)自由匯率制度定義擴展閱讀：

匯率制度的內容：

1．確定匯率的原則和依據。例如，以貨幣本身的價值為依據，還是以法定代表的價值為依據等。

2．維持與調整匯率的辦法。例如，是採用公開法定升值或貶值的辦法，還是採取任其浮動或官方有限度干預的辦法；

3．管理匯率的法令、體制和政策等。例如，各國外匯管制中有關匯率及其適用范圍的規定。

4．制定、維持與管理匯率的機構，如外匯管理局、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等。

匯率制度的研究包括兩個基本視角：匯率制度是如何形成和決定的。如何選擇匯率制度。前者是實證問題，後者屬於規范分析。

匯率制度分類是研究匯率制度優劣性和匯率制度選擇的基礎，而對匯率制度與宏觀經濟關系的考察，首先在於對匯率制度如何分類。由於不同的分類可能會有不同的結論，從而導致匯率制度的選擇成為宏觀經濟領域最具爭議性的問題。

參考鏈接：網路--中國匯率制度

Ⅲ 甚麼是不可自由兌換的匯率體制能具體說明么

一種貨幣可自由兌換有3個層次：經常項目的可自由兌換，資本賬戶可自由兌換，公民個人可自由兌換。按照IMF（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一種貨幣實現經常項目的可自由兌換就可以認為是可自由兌換的。如果資本賬戶也實現了可自由兌換就是完全可自由兌換的。
目前我國已經實現經常項目的可自由兌換，但資本賬戶可自由兌換由於種種因素還在計劃之中。
我國現行的結匯售匯制是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境內所有企事業單位外匯收入須按銀行外匯牌價全部結售給外匯指定銀行（中國銀行），需要用匯時再憑合法單據向銀行買匯。
結匯售匯制的目的是防止企業囤積居奇，沖擊市場，便於國家統一管理外匯，增加外匯儲備。
其弊端是造成匯率水平的扭曲（當然也可藉此人為高估或低估人民幣匯率為國家經濟政策服務），影響外匯資源的配置。企業無法利用外匯規避匯率風險。

另外，最近我國外匯儲備突破1萬億大關，為了購買這些外匯，發行了大量人民幣，國內流動性過剩，造成了人民幣升值和國內通貨膨脹等壓力

Ⅳ 美國實行什麼匯率制度不是自由浮動匯率制是什麼

美國的匯率制度(american exchange rate system/American Exchange Rate Regime)

美國的匯率制度是二戰後由固定匯率制度逐漸演變成浮動匯率制度。美國憑借其經濟實力，建立了黃金一美元本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使美元成為世界貨幣。

1971年8月15日美元停止兌換黃金後，國際貨幣本位就變為純粹的美元本位，各國對維持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採取了積極的合作態度，這是因為：沒有其他替代辦法；美元仍能兌換其他通貨，即它具有「市場可兌換性」；由於在有N個國家通貨的世界裡，只有N－l種匯率，而美國一直願意承擔第N 個國家的被動角色，其他國家則傾向將其貨幣低估。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臨時委員會1976年1月在牙買加召開會議，通過了以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主張的自由選擇匯率制度的「牙買加協定」。實際上，該體系是當時的一種權宜之計，但浮動匯率使美元有貶值權利；通過黃金非貨幣化，使美國賴掉其所欠外債；而SDR一直不能成為主要儲備資產，國際貨幣制度出現事實上的美元本位。

隨著美國經濟實力的下降和美元的貶值，1995年美國開始實行強勢美元政策，美國聯合日本、法國等七國集團成員國央行，聯手干預外匯市場，拉抬美元，奠定了強勢美元的基礎，並將該政策維持至今。在追求強勢美元的七年裡，美國獲得了極大的益處，外國人大量持有美元或以美元計價的資產，致使美國的資本市場實力雄厚，流動性更強。

因此，從美國的匯率制度可以看出：美國的匯率制度隨著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環境而變化；美國的匯率政策以及經濟力量是支持其現行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強有力的保證。

Ⅳ 固定匯率制和自由外匯體制的內在矛盾

固定匯率制和自由匯率制（自由浮動匯率制度）本身是不存在矛盾的，只是兩種不同的匯率制度而言。典型的固定匯率制度是掛鉤匯率制度，一般是掛鉤美元，比如港幣和沙特里亞爾都是固定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如日元、歐元以及英鎊等等。
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貨幣強弱是由被掛鉤貨幣決定的，比如現在美元升值了，那麼港幣和沙特里亞爾就相對其他貨幣升值了。至於升值對這個國家經濟好還是壞無法定論。
自由浮動的話，就是基本由市場決定，波動幅度會比較大，在發生較大型風險事件的時候，這種貨幣受到的沖擊會比較大。
固定匯率和自由浮動匯率孰優孰劣目前並沒有定論，這更多是由相關國家或地區的具體需求決定的。

Ⅵ 世界匯率制度的類型比較，急急急急急！！！！！！！！！

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關系的實證研究
朱孟楠林瑩喻海燕
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領域的危機呈現出一個新的特點,即危機越來越多地爆發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且投機攻擊也越來越多地發生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是否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之間存在某種必然聯系,本文嘗試通過一些實證分析和理論探討,來研究這一問題,以期為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深度改革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生和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領域的危機(包括綜合性金融危機,銀行危機,貨幣危機,匯率制度危機等各種類型和程度的危機)呈現出一個新的發展特點,即危機越來越多地爆發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且投機攻擊也越來越多地發生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所謂的中間匯率制度(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9年對其成員國的匯率制度分類體系進行重新調整後產生的概念范疇,是指處於完全固定匯率制度和完全自由浮動匯率之間的各種層次的匯率制度,.統計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數所佔比例也有縮小的趨勢,而實行角點匯率制度(除了中間匯率制度之外的匯率制度)國家比例則越來越高.
理論來自於實踐,相應地,理論界也產生一個全新的理論——"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The hypothesis of the vanishing 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該理論認為在資本流動性日益增長的經濟中,一國實行的匯率制度將不得不在完全固定匯率制度和完全自由流動匯率制度之間做出選擇,任何形式的中間匯率制度都是不可持續的.雖然該理論的論點有偏激之嫌,也因此產生了很多反對觀點,但關於這方面的探討正在取代傳統的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的優劣之爭而成為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爭論的焦點問題.
盡管國際學術界關於"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方興未艾,但對"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的理論基礎問題仍未有定論,還處於探索階段.但是這一論斷的提出至少表明了中間匯率制度和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某種關系,由此導致中間匯率制度的可持續性發展遭到質疑,也才有"消失"之說.目前理論界關於"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的理論探討較少有對它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做出較全面,系統論述的,而筆者則認為這方面的研究是有很大的現實和理論意義的.就我國而言,正在實行的匯率制度就是一種中間匯率制度.因此,在不斷開放的經濟,金融背景下,探討中間匯率制度及其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對我國匯率制度的選擇與轉換,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與完善以及任何採取策略防範於未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的選擇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產生的年代,本研究的樣本期設定為1990—2001年.樣本國家僅限於已經或者正在融入資本流動日益加劇的國際金融市場的發達市場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具體有澳大利亞,玻利維亞,加拿大,哥倫比亞,埃及,印度尼西亞,義大利,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奈及利亞,菲律賓,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國,土耳其,英國,美國,烏拉圭這20個國家.
我們選取三類變數:宏觀經濟變數,金融變數和虛擬變數.宏觀經濟變數包括GDP增長率,實際利率,通貨膨脹率,中央政府赤字與GDP之比,金融變數包括M2與外匯儲備之比,私人部門信貸與GDP之比,銀行流動儲備與銀行資產之比,國內信貸的增長率,此外,我們引入虛擬變數——匯率制度的選擇,即當匯率制度是中間匯率制度時變數值為1,當它是角點匯率制度時變數值為0.樣本變數數據來源是IMF的國際金融統計.
(二)模型的選擇
本文借鑒Demirgüc和Detragiache(1998)在研究銀行危機時的方法,使用多變數logit模型研究匯率制度的選擇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匯率制度的選擇以虛擬變數的形式作為解釋變數之一,通過模型得出其對金融危機的發生概率這一被解釋變數的解釋能力.
在樣本觀察期的每個時間段(每年)內,一個國家的危機狀態有兩種可能:存在金融危機或不存在金融危機.則危機這一被解釋變數為一個二元變數,設以代表國家在年份的危機狀態:當危機存在時,取值為1,其概率為;當危機不存在時,取值為0,其概率為.設為解釋變數,它是一個維向量,代表對某一特定國家或地區在某一特定時段的金融危機產生影響的一組變數.是對應解釋變數的系數向量,它的值由模型回歸確定.是概率分布函數.
根據logit函數的定義,可得的概率分布為
(1)
其似然函數為
(2) 設,則可以表示為
(3)
將其代入似然函數,得
(4)
對(3.4)式兩邊取對數,得
(5)
使用logit估計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得到系數向量的估計值.但是,並非是它所對應的解釋變數的彈性.只是的正負號說明被解釋變數的發生的概率變化的方向.既如果為正值,則解釋變數與危機發生概率呈同方向變動;如果為負值,則該解釋變數與危機發生的概率呈反方向變動.
由於危機發生期間各經濟變數並非是獨立的,當危機發生時,它們之間相互影響會增加,因此,這會影響到模型的回歸結果.考慮到這一點,本研究的樣本剔除了危機持續期間的樣本點,只保留了危機發生前的年份,危機爆發的年份和危機結束後的年份的樣本,以此削弱危機本身對模型回歸結果的干擾.
(三)研究過程及結果
先對所有的九個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由EQ1表示,再對其中的幾個宏觀經濟變數和虛擬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為EQ2,然後對金融變數和虛擬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為EQ3.最後在此基礎上,選出統計檢驗顯著性較好的變數,對這些變數進行回歸,結果為EQ4.表1列出了對九個經濟變數的幾個回歸結果.
在幾個方程中,解釋變數"匯率制度"都以90%或95%通過了統計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匯率制度的選擇對危機發生概率存在影響.
在比較logit模型的回歸結果時,通常使用的參數是AIC(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根據"最小AIC法則"——AIC值較小的模型回歸效果較好.表3.1所示的多個模型回歸結果中EQ4的效果最好,這是由於該模型的解釋變數選擇是建立在其他回歸模型結果基礎上的.使用EQ4對在其他條件均相同的情況下,中間匯率制度與角點匯率制度引發金融危機的概率做研究,結果顯示,中間匯率制度下誘發金融危機的概率為11.52%,遠遠大於角點匯率制度的1.17%.
表1 logit模型研究結果

EQ1
EQ2
EQ3
EQ4
宏觀經濟變數
GDP增長率
-0.184877**
-0.149640*
-0.159432*
(0.0242)
(0.0625)
(0.0656)
實際利率
-0.013369***
-0.010129***
-0.012098***
(0.0023)
(0.0001)
(0.0013)
通貨膨脹率
0.015943^
0.00375
(0.1816)
(0.6711)
中央政府赤字與GDP之比
0.145525*
0.026868**
0.032395**
(0.0548)
(0.022)
(0.0179)
金融變數
M2與外匯儲備之比
-0.0079887*
-0.045964
(0.0991)
(0.2489)
私人部門信貸與GDP之比
-0.112009^
0.01062
(0.1484)
(0.3967)
銀行流動儲備與銀行資產之比
-12.29622**
-5.050808
-4.514626^
(0.0379)
(0.2538)
(0.1756)
國內信貸的增長率
1.341618
0.054941
(0.2002)
(0.6017)
虛擬變數
匯率制度
2.340511*
2.096929*
1.980507*
2.379285**
(0.0527)
(0.0614)
(0.0781)
(0.0336)
AIC
0.598474
0.592889
0.631794
0.586634
注:單元格中的數字是回歸中各解釋變數所對應的系數,括弧中的數字代表它的概率度.
用^,*,**和***四種符號表示解釋變數通過了顯著性分別為0.80,0.90,0.95和0.99的統計檢驗.
三,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危機關系的理論分析
實證的結果表明中間匯率制度的確比角點匯率制度更容易引發金融危機,其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是:
(一)中間匯率制度的隱含擔保(Implicit assurance)易誘發金融道德風險
經濟學中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一般是指在委託—代理關系中,代理人(泛指信息優勢方)受自利本能的驅使,利用制度漏洞和擁有的信息優勢,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損害委託人(泛指信息劣勢方)或其他代理人的效用所帶來的風險.金融道德風險就是指資金融通過程中,由於代理人的投機敗德行為,而使委託人金融資產遭受損失的可能性.根據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金融體系中的道德風險是一個具有以下性質的問題:銀行擁有有限債務,市場對於銀行承擔的風險具有不對稱信息,當銀行陷入困境時有一定的獲救概率.根據這一定義,在所有金融系統中或多或少都存在道德風險問題.金融體系道德風險中,銀行是金融風險的最主要發生源.在當局監管不力或政府為銀行提供明確或隱含擔保的情況下,銀行就會缺少實行充足風險管理的激勵,在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將會為了追逐利潤而去冒極大的風險,比如銀行會在超過資本許可和自身經營能力的范圍之外過度借貸,以爭奪國內市場份額,並導致自身資產質量下降等問題.一旦資本流動方向逆轉,就可能發生嚴重的金融問題,甚至危機.
在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政府承諾維護匯率的一個特定價值或者把匯率穩定在一個小范圍之內.實際上政府就向市場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政府有決心,有能力維持中間匯率制度,維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即相當於為匯率穩定提供了一個隱含擔保.隱含擔保是孳生道德風險的源頭之一.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幾個國家的情況就是很好的例子,Krugman(1998)就說過,"雖然金融機構的債權人並沒有來自政府的顯性擔保.然而,媒體報道確實暗示了大多數對泰國財務公司,韓國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資金的那些人相信他們會受風險保護,這些機構所有人與政府很強的政治關系的也加深了這種印象." 銀行,公眾等金融市場借款人預期到政府將會維持匯率不變或沿著其公布的方式小幅變動,這就降低了他們對沖其外幣敞口頭寸(Foreign exposure)的激勵,相反卻增加了他們進行有風險投資的激勵,使得大量外匯頭寸暴露在匯率變動的風險中.同時,由於銀行借貸的是不對沖的外債,為了減小不確定性的發生,外國貸款人多是貸給其短期債務,一些原來的長期項目不得不靠短期貸款提供資金來源,使經濟,金融體系更加不穩定.
事實的情況正是如此. 在20世紀90年代的幾次金融危機中,銀行都沒有完全對沖其外匯風險,以至於在危機發生時許多銀行破產,導致了銀行—貨幣雙生危機(Twin crises).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當時在東南亞幾國中與其他成熟市場國家相比的較低的匯率波動率(見表2)使投資者相信當局會對匯率風險進行擔保,結果是導致大量的短期外國資本通過銀行體系的中介流入國內,而銀行等借款人則沒有激勵去對沖外幣借貸(見表3).此時,一旦某個危機信號閃現(比如短期債務的激增等),投資者認為該國金融體系出現問題,匯率可能會下跌,就會用本幣兌換外匯儲備直至政府放棄中間匯率制度,結果是匯率貶值,銀行本幣收入無法償還其外幣債務,只能宣布破產,同時也激活了政府對外國債權人的義務,使政府陷入債務困境之中.
不僅銀行如此,企業和個人的也存在同樣的狀況,在中間匯率制度下,他們也沒有動機完全對沖其借貸外債的匯率風險.比如東南亞金融危機時,在印度尼西亞,許多公司直接從離岸市場貸款,他們的不對沖頭寸使得向其提供本幣貸款的國內銀行遭受了巨大的信貸風險.表4顯示了1996年一些亞洲國家的債務狀況,可見這些國家外國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相當高,其中短期外債的比例還普遍高於長期外債的比重.

Ⅶ 什麼是貨幣自由兌換

貨幣自由兌換（Currency Convertibility）是指在一個統一的或健全的國際貨幣體系下，一國貨幣與他國貨幣可以通過某種兌換機制自由地交換。
貨幣自由兌換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貨幣自由兌換具有不同的含義和不同的表現方式。它反映的是一國對內與對外結合的貨幣經濟關系，以及一定時期里國際貨幣流通與國際貨幣關系。
貨幣的可兌換性（convertibility），可追溯到早期的各種金屬貨幣之間的兌換關系，但貨幣的自由兌換，傳統上認為源於金本位時代。進入19世紀，西方各主要國家先後實行了金本位制，在這一制度下，貨幣可在國際間不受限制地自由兌付、流通，這就是所謂的貨幣自由兌換。這種貨幣自由兌換是金本位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或典型特點。

Ⅷ 自由浮動匯率的制度背景

在現行的國際貨幣制度下，大部分國家實行的都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是以外匯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是浮動的，不是固定的；它與自由浮動匯率的區別在於它受到宏觀調控的管理，即貨幣當局根據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來公布匯率，允許其在規定的浮動幅度內上下浮動。一旦匯率浮動超過規定的幅度，貨幣當局就會進入市場買賣外匯，維持匯率的合理和相對穩定。

Ⅸ 什麼叫中間匯率制度哪些理論可以說明中間制度消亡論

自由匯率制度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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