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金融界的「三架馬車」到底是什麼
銀行、證券、保險是金融業的「三駕馬車」。
雖然說都是馬車，但是人們對這三樣東西的認識卻有著巨大差別。 說到銀行，大家就會想到是存錢、取錢、匯款的地方；說到證券，就能想到每天上下波動的股價，漲了就是賺錢，跌了就是賠錢。但是關於保險，每個人卻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伴隨著金融改革、互金的發展，深深的覺得傳統銀行（同業業務除外）將是眾多金融行業（基金、證券、資管、PE等）趨勢最弱的。在依靠政策上的優勢，享受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長，國內銀行的盈利還是過於依賴利差，各家行同質化嚴重，競爭愈演愈烈，管理體制如此不靈活，直接融資的多元化趨勢畢竟讓傳統銀行首先倒下。最終結果可能是直接融資渠道幹掉對公業務，互金及其他資產管理類幹掉個人業務。
按照西方經濟學家戈德史密斯的解釋，一個社會的金融體系是由眾多的金融工具、金融機構組成的。不同類型的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組合，構成不同特徵的金融結構。
一般來說，金融工具的數量、種類、先進程度，以及金融機構的數量、種類、效率等的綜合，形成不同發展程度的金融結構。
拓展資料：
金融指貨幣的發行、流通和回籠，貸款的發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匯兌的往來等經濟活動。
金融（FINANCE）就是對現有資源進行重新整合之後，實現價值和利潤的等效流通。（專業的說法是：實行從儲蓄到投資的過程，狹義的可以理解為金融是動態的貨幣經濟學。）
金融是人們在不確定環境中進行資源跨期的最優配置決策的行為。
Ⅱ 馬歇爾·戈德史密斯的簡介
馬歇爾·戈德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被美國管理協會評為「80年來對管理領域最具影響力的50位最偉大的思考者和商業領導者」，《福布斯》「五位最受尊重的執行教練」之一。和《華爾街日報》的「十大高級管理教育家」。 在美國《人力資源》雜志的評選中，他當選為「世界頂級人力資源咨詢師」。 《經濟學人》的商業新紀元最可靠咨詢師之一。《快速公司》雜志則稱他為卓越的高級管理教練。以及Fast Company的特邀專欄作家。他也是全球少數幾位曾經為超過70名大型跨國公司 CEO及其管理團隊提供培訓與咨詢的專家之一。
戈德史密斯博士著有18本書，其中《未來的領導者》為最暢銷書，同時他也是彼得·德魯克基金會的合作者之一，戈德史密斯博士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獲得了博士學位，他獲得美國加州大學博士學位，目前，他是達茅斯學院和密歇根大學教授，也是達特茅斯學院全球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經營著自己的顧問公司，他所創辦的咨詢公司Marshall Goldsmith Partners是全球首家為大型企業高級執行官和管理者提供長期的、能被證明有效的教練項目的教練公司，通過他們的教練過程，組織任何層級的領導者都可 以因此獲得行為方面積極的、可測量的變化，從而使他們的績效以及對團隊的影響力得到顯著的提高。他每年從每個客戶那裡賺得的傭金通常超過25萬美元。
戈德史密斯他在整個職業生涯中與70多位CEO進行過密切合作。福特汽車（Ford Motor）、葛蘭素史克 （GlaxoSmithKline）、華蓋創意（Getty Images）、美國心臟協會（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愛力根（Allergan）、賽斯納（Cessna）等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都是戈德史密斯的忠實擁泵。
Ⅲ 急求 對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的評價，多多益善
有關金融發展理論的文獻綜述
總裁： 周建成 博士
金融發展理論形成的標志：是美國斯坦福大學兩位經濟學教授羅納德·I·麥金(Ronald I McKinnon)和愛德華·s·肖(Edward S．Shaw)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於1973年，他們兩人各出版了各自的著作。麥金農的著作是《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由布魯金斯學會出版；而肖的著作是《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由牛律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們在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論斷，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欠發達歸咎於金融抑制。在他們看來，經濟發展的前提是金融不能處於抑制狀態．為此他們主張"深化"金融或在有關國家推行金融自由化。這兩本著作的出版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由以前的零散觀點到那刻已成了系統性的理論分支。
本文將按時間順序把金融發展理論分成四個發展階段，最後並對其進行比較和簡要評價。本文目的在介紹金融發展的形成和發展歷程中讓讀者對其有初步的了解。
第一：1973年以前思想可以歸結為金融發展理論的源泉。
金融發展理論是由麥金農和肖兩人於1973年創立的，麥金農和肖深受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提出了發展中國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進主張。從這種意義上講，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亞當·斯密和傑里米·邊沁等人在各自的著作中所表述的自由主義思想可謂是麥金農-肖理論的淵源。
金融發展理論的另一淵源是有關金融之於經濟發展重要性的思想或觀點，因為金融發展理論的實質是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這方面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其成名之作《經濟發展理論》(1912年出版)一書中，強調了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他進一步指出，金融和發展具有如下的關系；"在這種意義上的信貸提供，猶如一道命令要求經濟體系去適應企業家的目的．也猶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滿足企業家的需要；這意味著把生產力託付給他。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從完全均衡狀態的簡單循環流轉中出現經濟的發展。"(pl07，中譯本第119頁)
在20世紀50、60年代 約翰·格利、愛德華·肖、亞歷山大·格申克龍、休·帕特里克、朗多·卡梅倫、約翰·希克斯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人所做的開創性研究為麥金農-肖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下面本文著重對格利與肖、帕特里克和戈德史密斯的觀點作一簡介。
1：格利與肖的觀點。
美國斯坦福大學兩位經濟學教授約翰·G·格利和愛德華·S·肖在50年代所做的開創性研究集中體現在兩篇論文上，即發表於1955年9月號《美國經濟評論》上的題為"經濟發展的金融方面"一文和發表於1956年5月號《金融雜志》上的題為"金融中介體和儲蓄-投資過程"一文。在這兩篇論文中，他們闡述了金融和經濟的關系、各種金融中介體在儲蓄-投資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1960年由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的《金融理論中的貸巾》是格利和肖以前觀點的匯總和發展。該書中，他們認為，貨幣不是貨幣金融理論的唯一分析對象，貨幣金融理論應該容納多樣化的金融資產．而貨幣只是無數金融資產中的一種。他們還認為，除貨幣體系(包括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之外，各種非貨幣金融中介體也在儲蓄-投資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根據收入-產出帳戶上經濟單位(或部門)的收支狀況，把整個經濟劃分為盈餘單位(或部門)、平衡單位(或部門)和赤字單位(或部門)。在整個儲蓄-投資過程中，盈餘單位是儲蓄者，赤字單位是投資考，經濟單位(或部門)在儲蓄-投資過程中的這種"專業分工"，乃是債務、金融資產和金融中介體賴以存在的基礎。金融的作用在於把儲蓄者的儲蓄轉化為投資者的投資，從而提高全社會的生產性投資水平。
格利和肖的另一突出貢獻是區分了"內在貨幣"和"外在貨幣"。在政府購買商品和勞務時或在進行轉移支付時發行的貨幣被稱為"外在貨幣"， 在政府購買私人證券時發行的貨幣被稱為"內在貨幣"這種區分對於麥金龍和肖金融發展理論的介紹是必要的
2：帕特里克的觀點。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休·T·帕特里克，他在"欠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一文(該文發表於1966年1月《經濟發展和文化變遷》)中指出，在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繫上，有兩種研究方法：一種是"需求追隨"方法，它強調的是金融服務的需求方，隨著經濟的增長，經濟主體會產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作為對這種需求的反應，金融體系不斷發展。也就是說，經濟主體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導致了金融機構、金融資產與負債和相關金融服務的產生。另一種是"供給領先"方法，它強調的是金融服務的供給方，金融機構、金融資產與負債和相關金融服務的供給先於需求。鑒於理論界對後一種方法的相對忽視，帕特里克認為應該把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並且指出，在實踐中，需求追隨現象和供給領先現象往往交織在一起，但不可否認，在需求追隨型金融和供給領先型金融之間存在著一個最優順序問題，即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供給領先型金融居於主導地位．而隨著經濟的發展，需求追隨型金融逐漸居於主導地位；不僅如此，最優順序問題也可能在部門內和部門間存在。
接下來，帕特里克著重考察了金融發屁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他的出發點或參照物是金融資產與負債存量和實際資本存量的關系，因為他事先假定在資本存量和實際產出之間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帕特里克指出，金融體系對資本存量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提高了既定數量的有形財富或資本的配置效率，因為金融中介促使其所有權和構成發生變化；第二：提高了新資本的配置效率；第三：加快了資本積累的速度。
3：戈德史密斯觀點。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了他那歷時六年完成、資料詳實的著作《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戈德史密斯，中文版，1994)，提出了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概念，討論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金融結構模式，對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進行了實證研究，開創了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基礎。戈德史密斯認為，一國現存的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之和構成該國的金融結構，包括各種現存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的相對規模、經營特徵、經營方式、金融中介機構各種分支機構的集中程度等等。他依據主要數字指標，高度概括性地將世界各國的金融結構分成三種類型，採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不同類型的金融結構進行了歷史縱向和國際橫向的比較，得出了各種金融結構類型的不同特徵。
在建立金融結構理論的基礎上，戈德史密斯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開創性的深入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金融發展研究必須以金融結構在短期或長期內變化的信息為基礎，找出金融發展的道路。更為有意義的是戈德史密斯秉承西方經濟實證分析的傳統，創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標，最為重要的是金融相關比率建立了決定一目金融相關比率的重要因素：貨幣化比率、非金融相關比率、資本形成比率、資本產出比率、外部融資比率、金融發行比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比率和新發行乘數，及其實用計算方法，討論了金融相關比率在近百年來變化的趨勢及原因。
第二：金融發展理論正式形成階段。即1973年，麥金農和肖兩人各自著作的相繼向世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這個劃分包括到 80年代末 巴桑持·卡普爾、維森特、加爾比斯、馬克斯韋爾·J弗賴伊、楊帕爾·李、唐納德·馬西森和尤恩·熱·丘)等人基於麥金農和肖的分析框架，相繼提出的一些邏輯嚴密、論證規范的金融抑制模型。也就是說對麥金農-肖理論進行了擴展。但我們這里主要介紹麥金農和肖兩人的觀點。
受二戰後興起的發展經濟學影響,麥金農(1973)和蕭(1973)放棄了以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金融體系為對象的研究方法,轉而研究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麥金農和蕭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政府一般對利率實行嚴格的管制。在利率管制下,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通貨膨脹使實際利率往往為負。負實際利率一方面損害了儲蓄者的利益,削弱了金融體系集聚金融資源的能力,使金融體系發展陷於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另一方面向借款人提供了補貼,刺激後者對金融資源的需求,造成金融資源供小於求的局面,此時需要實行信貸配給。而國家往往根據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資源,這損害了金融體系在配置資源中的功能。
實際上，在大多數金融受到抑制的經濟中，存、貸款利率都有上限。而且，在發展中世界，很少存在競爭的銀行體系。盡管私人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補償性余額來逃避貸款利率上限，但是一些國有銀行和大多數公共部門借款看來還是遵守的。在銀行確實遵守貸款利率上限的情況下，可貸資金的非價格配給現象必然發生。信貸不是根據投資項目的預期生產率．而是根據交易成本和所感知的違約風險來配置的。擔保品的質量、政治壓力、"名譽"、貸款規模以及貸款經手人暗中收受的好處等也可以影響信貸的配置。
即使信貸的配置是隨機的，投資的平均效率也會隨貸款利率上限的下調而降低，因為收益率較低的投資項目現在也可獲利。原先不申請銀行貸款的企業家現在也進入市場。這樣．當利率定得太低時，在社會福利方面的逆向選擇就會發生。
麥金農強調了在金融受到抑制的經濟中投資收益率的發散性："面對收益率的巨大差異，把發展看作只是單一生產率的同質資本的積累是嚴重錯誤的……讓我們把'經濟發展'定義為處在國內企業家控制下的現有投資和新投資的社會收益率的巨大差異的縮小"。
利率上限在四個方面使經濟發生扭曲。第一，低利率使入們偏向於更多的現在消費和更少的未來消費，從而使儲蓄低於社會最優水平。第二，潛在的貸款人從事收益率低的直接投資，而不是將錢存入銀行再由銀行貸出。第三，那些能以低的貸款利率得到資金的銀行借款人會選擇資本密集型的項目。第四，具有低收益項目的企業家在潛在借款人之列，這些企業家不願意以較高的市場出清利率借款，因為這樣做會使他們得不償失。在銀行的篩選過程帶有一定隨機性的情況下，對一些得到資金的投資項目來說，其收益率將低於市場出清利率所設置的下限，這使得整個社會的平均資本收益率偏低。
針對那些金融受到抑制的經濟， 麥金農和蕭地的政策建議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取消上述金融抑制政策,通過放鬆利率管制、控制通貨膨脹使利率反映市場對資金的需求水平,使實際利率為正,恢復金融體系集聚金融資源的能力,達到金融深化的目的。
在論及金融發展如何促進經濟增長時,麥金農放棄了傳統貨幣金融理論中貨幣與實質資本是相互競爭的替代品的假設。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落後的金融制度使投資不是依賴於外部融資,而是依靠內源融資。由於金融市場不發達,潛在的投資者無法以非貨幣金融資產作為儲蓄保值的對象,如果實際存款利率為正,潛在的投資者就會以貨幣作為保值手段,此時的貨幣成為投資的先決條件或渠道。如果貨幣的實際收益率---真實利率增加,內源融資的資本形成機會也會擴大,這就是所謂的"渠道效應"。另一方面,內源融資資本形成機會的擴大使生產者所持有的實質現金余額增大,提高了投資者的信譽,投資者獲得外部融資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因此,渠道效應提高了儲蓄水平,促進了資本形成,進而促進了經濟增長。而蕭(1973)則提出了"債務媒介論",認為貨幣是金融體系的一種債務,而非真實的社會財富,貨幣在整個社會中發揮著各種媒介作用,通過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而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產出,促進儲蓄和投資。
麥金龍和肖的理論的創新和不足之處亦如下：
1：新穎地方. 麥金農-肖理論是一般均衡理論在金融理論中的運用，是經濟自由主義在金融理論中的代表。在麥金農-肖理論形成之前，主導性看法是金融部門和其他經濟部門不同，金融部門的有效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干預。麥金農-肖理論對此提出了質疑，主張應當盡可能地減少政府對金融的干預。這是麥金農-肖理論的一大特色。
理論上，麥金農和肖批判和拋棄了新古典理論和凱思斯主義理論。即那種認為通貨膨脹在經濟發展和結構轉換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助於發展的觀點。他們主張推行金融自由化(其後果是利率提高)，在利率較高的情況下，貨幣需求雖較大、投資數量較多以及投資質量較高，所以，金融自由化政策既能避免通貨膨脹，又不致引起經濟衰退。這既不同於凱思斯主義者的觀點(凱思斯主義者主張採取低利率政策來刺激投資)，也不同於貨幣主義者的觀點(貨幣主義者主張把控制貨幣發行作為穩定經濟的有效手段)。麥金農-肖理論的這一獨特之處備受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關注。另外，麥金農對金融、財政和外貿三者關系的深入考察和精闢分析，有助於人們了解經濟扭曲的深層次原因，同時也使麥金農-肖理論從一種觀點上升為較完整的體系。因此，麥金農-肖理論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不容低估。
2．麥金農-肖理論的不足之處。他們的金融深化理論只注意到貨幣在集聚金融資源中的作用,忽視了金融體系通過信息生產有效配置資源,以及管理風險、實施公司控制等其他功能,所以在麥金農和蕭的理論框架中,金融部門並不創造財富,經濟依然被割裂為實質部門和金融部門。更重要的是,在經典的索羅增長模型中,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率的關鍵在於全要素生產力,資本形成主要影響經濟增長的水平,但是對長期經濟增長率沒有影響。而在金融深化理論中金融發展只能影響資本形成,並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大大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價值。盡管在麥金農和蕭之後許多經濟與金融學家致力於發展和完善金融發展理論,然而其研究僅限於對麥金農和蕭的理論進行計量檢驗,依然沒有回答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力有何影響,因此,金融發展理論未能得到實質性發展,在經濟學中的地位也日漸式微。Robert·Locus(1988)斷言,在經濟增長中,經濟學家們過分強調了(badlyover stress)金融的作用。而發展經濟學家則以忽略金融體系的方式表達了對金融發展作用的質疑(AnandChandavarkar,1992)。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在90年代的最新發展。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在汲取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的基礎上，將內生增長和內生金融中介體(或金融市場)並人模型中，模型的復雜程度隨之提高。我們把這新近發展起來的金融發展理論稱為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把為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稱為90年代眾融發展理論家。四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與麥金農-肖學派的重要區別在於，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直接對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建模，而麥金農-肖學派或者把金融小介體和金融市場視作給定的．或者只對它們進行比較簡單和明確的處理。
根據前面的介紹，我們知道，金融發展理論形成於1973年，其後(20世紀70和80年代)經歷了最初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又稱新增長理論)為金融
發展理論提供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為金融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到了20世紀90年代，一些金融發展理淪家不再滿足於對麥金農-肖理論的修修補補，他們明顯地意識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諸多缺陷(如效用函數的缺失、對總量生產函數形式的限定和假設條件的過於嚴格等)以及根據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張的過於激進(如對發展中經濟或轉型經濟來說，金融自由化可能是不現實的)。鑒於此，他們在汲取內生增長理論的最新成果的基礎上，對金融發展理論作了進一步發展。有別於上一次發展．這次發展突破了麥金農-肖框架，把內生增長和內生金融中介體(或金融市場)並入金融發展模型中，盡管這樣做使模型更加復雜，用的數學工具也更多。這些模型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直接對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建模，目的在於解釋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是如何內生形成的以及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何關系，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不同於麥金農-肖學派的政策建議。
內生增長理論是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保羅·羅默(1986)和羅伯持·盧卡斯(1988)兩篇經典論文的相繼發表標志著內生增長理論的形成。內生增長理論家的基本觀點是：經濟增長是經濟體系內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動的結果；換言之．內生的技術變化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依據假設條件的不同，可以把內生增長模型劃分為；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內生增長模型和壟斷競爭條件下的內生增長模型。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內生增長模型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而壟斷競爭條件下的內生增長模型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居於篇幅所限這里就不在詳細介紹這兩個模型了。
90年代的金融理論更加註重、融合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這種實證關系大致可以可以分為以下五個部分：第-，研究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第二，研究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第二，把銀行和股票市場結合起來，研究兩者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第四，深入到行業層次，研究金融發展和行業成長的關系；第五，再深入到廠商(企業)層次，研究金融發展(特別是股票市場發展)和企業資本結構的關系。他們的結論具有重要的含義。在許多具有新興股票市場的發展中國家，銀行擔心股票市場的發展會對它們不利--使它們的營業額下降，而他們的結果表明並不是這樣，對發展中的股票市場而言，其運行狀況的初始改善使企業的杠桿比率提高(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股票市場的發展給企業帶來更多的風險分擔和信息匯總機會)，從而使銀行的營業額上升。他們的結果也表明，在具有發展中的金融體系的國家中，股票市場和銀行具有不同的卻又是互補的作用。據此他們認為，那些旨在發展股票市場的政策未必不利於現行的銀行體系。
1．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的獨特之處和有用之處
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是在70、8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和內牛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既是兩種理論的融合又不是兩種理論的簡單融合，既有理論上的創新又有政策上的新主張。它試圖利用內生增長理論的研究方法來研究金融體系(包括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是如何內生形成的以及內生出來的金融體系是如何與經濟增長發生相互作用的。
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在理論模型中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質量等級和外部性之類的與完全競爭不相容的因袁。由於模型假設比較貼近現實，提出的政策主張比較符合各國的實際。盡管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對象不限於發展中國家，為這一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也基本上限於發達國家的學者，但它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理論研究和金融發展實踐似乎更具有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2．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的不足之處和發展前景
綜觀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文獻，不難發現，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似乎過於強調金融體系的有利一面，如他們的觀點基本上集中在金融體系發展(或金融發展)的重要性上；而對金融體系的不利一面，特別是金融發展不當所導致的危害認識不夠，如他們對金融動盪和金融危機的研究有所欠缺，既沒有研究金融動盪和金融危機的根源，也沒有研究金融發展轉化為金融動盪和金融危機的機理。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及其對其他國家的波及效應或許會把如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的興趣點轉向於此。
另外．由於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是在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理論本身尚處在不斷完善之中，所以它的發展前景相當廣闊，同時也意味著它有許多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討。
第四：結語
通過學習介紹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金融發展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不可否認，金融發展理論的價值在我國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國國情比較特殊，如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體制正在轉變等，這決定了我們不能盲目地搬用金融發展理論，我們既要看到各國金融發展實踐的普遍性，也要看到各國金融發展實踐的特殊性。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發展理論從創立之初到現在，一直側重從宏觀層次上研究金融發展，即研究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特別體現在90年代的研究上），有關金融發展的微觀層次研究則略顯欠缺。這或許是因為金融發展理論形成時間不長，理論體系本身尚在不斷完善之中。顯然，這為將來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由於時間關系本文涉及的一些理論特別是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間關系並沒有在本文詳細介紹，本文也肯定存在不成熟的觀點還請老師詳加指點。
參考文獻：1. 談儒勇著 ，《金融發展理論與中國金融發展》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00.1
2. 劉仁伍著 ，《區域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理論與實證研究 》，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3
3. 金學群著，"金融發展理論一個文獻綜述"，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4. 朱勇、吳易風，"技術進步與經濟的內生增長--新增長理論發展述評"，《中國社會科學》1999午第1期。
5. 劉逖，"西方金融深化理論及其主要理論派別"，《經濟學動
態》1997年第六期。
http://www.orientalcapital.com/president6_04.htm
Ⅳ 金融資源的金融相關率
人們在研究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時，常常以金融相關率(rpe/GDP)去表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其實「m2/GDP」能夠表明什麼，不能表明什麼，需要研究。金融相關率FIR(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是美國經濟學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提出的，戈斯認為「金融理論的職責就在於找出決定一國金融結構、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經濟因素，並闡明這些因素怎樣通過相互作用，從而形成金融發展」。他認為一個國家的金融發展狀況要以金融結構去衡量，金融結構是一國的金融上層結構。一國的經濟基礎體現在擁有的國家財富中，金融上層結構與經濟基礎的關系體現在金融相關率上。戈德史密斯設計出的計算FIR的基本公式的內容並不簡單，但人們為了簡化，便以m2/GDP去代表。這樣的公式：
首先，市場經濟條件下融資的市場化程度。
也就是說，通過FIR考察當家庭、企業、政府的資金短缺時，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融資，多大程度上靠內部融資。外部融資靠發行債券和銀行借款，如發行債券和銀行借款占國民產值的比率越高，表明儲蓄與投資的分離程度越顯著，而二者的分離程度越顯著，反映融資的市場化程度越高。市場化與貨幣緊密相連，經濟貨幣化意味著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的關聯程度和對市場的依存度，所以經濟貨幣化的金融解釋，其含義應當是融資的市場化。而融資市場化的程度反映金融業的發展，所以，FIR與其說是表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不如說是表明金融業的發展程度。經濟的發展與融資的市場化相關。
其次，經濟發展與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相關。
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決定於供求，而供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利率。當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上漲時，意味著利率下跌，利率下跌，有利於投資，投資擴大使國民產值增長；相反，當利率上升時，金融資產市場價值下跌，利率上升，不利於投資，投資縮減，使國民產值降低。所以，概括的說，這種相關性是：資產價格——利率——投資——經濟等這組經濟變數的互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變數的互動(包括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取決於人們的心理預期。從這個意義上說，FIR反映了人們的心理預期的變動，比例趨高，反映人們的心理預期「利好」，金融工具作用於有形財富的力度增大，相反，力度縮小。可以說，FIR是人們的一個信心指數。
第三，要表達的是金融資源的利用程度。
這些年來，我國m2/GDP的比值持續上升，其數值已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有人由此認為我國經濟貨幣化的程度迅速提高，其實，這只是一個認識誤區，m2/GDP值的迅速提高，難以真實地反映我國經濟貨幣化的程度，相反，它集中地反映了我國金融資源配置的浪費，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提出了一個指標，即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這個指標的分母是GDP的增長，分子是資本增長，也就是投資，其含義是增加1元錢的產出，要增加多少投資。如果m2/GDP的值以增量表示，並假定噸的增量轉化為投資，則金融相關率與增量資本產出率的含義趨同。我國m2/GDP的值大約在5—8之間，即增加1元的GDP，要增加5—8元的投資，而西方發達國家這一比值一般保持在1—2.5左右，這表明我國投資效率低下，金融資源的配置並不節約，而是浪費。
Ⅳ 金融結構理論的主要內容
戈德史密斯對比了世界上35個國家百餘年的金融史料與數據後，創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國金融結構與發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標；第一次對各國金融發展的差異進行了數量研究和比較研究；研究並揭示了金融深化的內部路徑和規律；提出了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關系問題的重要性與研究方向。他認為在自由企業經濟中不同的金融相關比率產生類型絕然不同的金融結構。他把各種金融現象歸納為三個基本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和金融結構。金融工具是指對其它經濟單位的債權憑證和所有權憑證；金融機構即金融中介機構，指資產與負債主要由金融工具組成的企業；金融結構是一國現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之和。 金融相關比率的變化反映了金融發展的基本特點，即金融上層機構與經濟基礎結構在規模上的變化關系。相對於國民產值而言，金融相互關系的密度越高，金融相關比率越高，可以預期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相關比率會上升並作為衡量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尺度；金融機構的金融資產佔全國金融資產比率反映了儲蓄和投資機構化的程度。這個比率越高，說明通過金融機構間接儲蓄的份額就越大於直接儲蓄的份額；金融機構在全部資產中的份額變化說明了儲蓄過程中銀行體系地位的變化，即新金融機構的產生以及現有機構在增長率上的差異。金融相關比(FinancialInternationalRatio—FIR)的計算公式：
符號說明：
r——裁截比率，表示截止時間；Fr——定時期內的金融活動總量；
Wr——國民財富的市場總值；
β——平均資本產出率；
γ——GNP實際增長率；
π——物價變動率；
k——資本形成總值對國民生產總值比率；
η——為外部融資比率；
n——非金融部門金融工具發行量對資本形成總值比率；
φ—金融單位發行的金融工具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
λ——分層比率，某類金融機構對其它金融機構發行的金融工具與它們對非金融部門的發行總額之比；
ξ——為海外凈債權率。外國發行量對國民生產總值比率；
θ——為受價格波動影響的金融工具凈發行額的比例；
——價格敏感資產的價格平均變動比率。
現在，金融相關比率已經成為衡量一國金融發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標，實際的簡化應用以GNP代表經濟活動總量成為分母，以金融負債——一般以廣義貨幣供給量M2表示和金融資產之和代表金融活動總量或金融工具總額成為分子，金融資產分為銀行資產和有價證券S，其中S為股票市值和債券市值之和。 戈德史密斯把金融上層結構對經濟發展影響的理論探討精簡成一個判斷，即以初級證券和二級證券為形式的金融上層結構，為資金轉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它使資金流向社會收益最高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說，金融上層結構加速了經濟增長速度。改善了經濟的運行。
儲蓄與投資的分離。戈德史密斯特別強調的是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主動作用。他認為，由於金融工具的出現和金融機構的成立而擴大金融資產的范圍，導致了儲蓄和投資的分離。而儲蓄與投資的分離能夠提高投資收益並提高資本形成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同時通過儲蓄與投資兩個渠道的金融活動提高了經濟增長率。金融工具的出現使儲蓄和投資分離為兩個相互獨立的職能，這種特殊的分工克服了資金運動中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一方面使一個單位的投資可以大於或小於其儲蓄，擺脫自身儲蓄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為儲蓄者帶來增值，使得儲蓄不僅是財富的貯藏，還能增加收益。正因如此，無論是儲蓄者還是投資者都能接受金融活動帶來的社會分工。這種角度的分析主要適用於工商企業、家計部門和政府等非金融經濟單位發行的債券、股票等初級金融工具而言的。資源配置的優化。戈德史密斯認為金融機構對經濟的引致增長效應就源於對儲蓄者與投資者資金供求的重新安排。金融機構的介入使投資和儲蓄的總量超出了儲蓄者和投資者在不存在金融機構時的直接融資總量，而且金融機構能更高效率地在潛在投資項目之間進行資金分配，以提高邊際收益率。這種儲蓄的再分配反映了金融機構經營的效果，它對經濟增長與展所產生的引致增長效應比金融上層結構的業務經營對儲蓄和投資總量所產生的效果更有意義。
發達金融機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通過提高儲蓄、提高投資總水平與有效配置資金這兩條渠道來實現的。金融結構越發達，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提供的選擇機會就越多，人們從事金融活動的慾望就越強烈，儲蓄總量的增加速度就越快。在一定的資金總量下，金融活動越活躍，資金的使用效率就越高。因此，金融越發達，金融活動對經濟的滲透力越強，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就越快。注重金融工具供給和強調金融機制的正常運行是金融結構理論的核心，也是金融自我發展及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這一觀點被後來的金融發展理論所繼承。 戈德史密斯認為，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的存在是不容質疑的，任何近期的國民收支平衡表的比較都足以表明各國在金融相關比率水平、全部金融資產中金融機構資產的份額、金融工具之間的關系以及國民生產總值中金融工具的規模、金融機構資產在銀行、保險公司等其他機構中的分配中存在巨大差異。他通過數量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證明了「只有一條主要的金融發展路徑。這條路徑的特點是：金融相關比率、金融機構在全部金融資產中的份額、銀行體系的地位都具有某種程度的規律性，只有在為戰爭融資或通貨膨脹時才顯示出規律性的偏差。在這條道路上，不同國家在不同日期從這條道路上起步，不同日期有兩層含義，即從不同日歷年度起步或從不同的非金融經濟發展階段起步。沿著這條路徑。各國有不同的發展速度，這一速度仍然包括日歷的和經濟發展階段的涵義，但各國偏離這一路徑的程度很小」(戈德史密斯，1969)。
Ⅵ 如何玩轉金融
掌握的基本知識：金融市場和貨幣政策；財務會計；；公司財務；證券定價.效用理論，股票定價；證券市場.各種金融產品的類別,交易機制；國際金融.外匯市場各種金融產品/外匯市場機制/BOP項目/各種匯率制度/匯率調整機制.推薦一本書——斯蒂格里茨的；企業戰略.公司戰略決策。
金融，自學，比較適合中小企業家，因為他們學了，就可以用於現實中當中。 學了，要有地方用，才能明白透徹。一般人學了。很難得到實踐的機會。別人也不敢用你。就會有一些人。走上鑽法律漏洞這條路。一個普通人，只能從民間金融機構入手，先從個人融資和企業的簡單融資開始。
一般來說，金融工具的數量、種類、先進程度，以及金融機構的數量、種類、效率等的綜合，形成不同發展程度的金融結構。按照西方經濟學家戈德史密斯的解釋，一個社會的金融體系是由眾多的金融工具、金融機構組成的。不同類型的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組合，構成不同特徵的金融結構。
(6)戈德史密斯的金融資源擴展閱讀：
金融 指貨幣的發行、流通和回籠，貸款的發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匯兌的往來等經濟活動。
金融（FINANCE）就是對現有資源進行重新整合之後，實現價值和利潤的等效流通。（專業的說法是：實行從儲蓄到投資的過程，狹義的可以理解為金融是動態的貨幣經濟學。）
金融是人們在不確定環境中進行資源跨期的最優配置決策的行為。
Ⅶ 戈德史密斯的惡意收購為何履履獲勝
請參考文章：
《戈德史密斯肢解企業的惡意收購》
通常的兼並收購，是一家企業將別的企業聯合到自己旗下，以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華爾街，最時髦的並購卻是由金融資本家發動的。他們買下一家公司並非為了長期經營，而是將它肢解後立即轉手倒賣，賺取中間的差額利潤。由於這種並購一般會徹底瓦解被收購企業的原有架構，破壞原有企業的長期經營戰略。因此，工業企業對這種收購戰恨之入骨。
擁有英法雙重國籍的戈德史密斯先生就是這樣一位金融資本家，外號「金融鱷魚」。美國企業家們對他簡直又恨又怕。
戈德史密斯的第一筆交易就一鳴驚人。1972年4月，他一舉斥資7億美元，兼並了經營不理想的「大聯合超級市場集團」。這是一家居美國同行業第九位，下轄600家商店、職工2.7萬人，年營業額12億美元的大型連鎖商業企業。戈氏將它一口吞下之後，急速擴展集團規模、新設銷售網點，使連鎖店增至900家，銷售網遍及美國東海岸和加拿大，年營業額達到15億美元。然後，戈氏便開始將這個企業逐步肢解。短短一年之內，他就轉讓了所有商店的一半，僅留下450家規格、檔次較高的分店，當年攫取純利1億美元！以致華爾街盛贊這是：「金融探險史的壯麗詩篇」，而實業家則驚呼「新冒出了一條金融鱷魚」。戈德史密斯則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如法炮製了幾次，每次都獲利500~700萬美元。
1977年，戈氏又把目標對准了經營不善的大型木材企業鑽石公司。鑽石公司有100年歷史，曾因發明火柴而成為美國250家大企業之一。其經營領域橫跨森林、紙品、罐頭、塑料泵等15個行業，年銷售額12億美元，但現在由於經營狀況不佳致使股價嚴重超跌。最使戈氏心動的是：該公司在美國西北部有70萬公頃森林，這筆巨大的財富在鑽石公司的股價中幾乎沒有體現出來……
戈德史密斯為了出其不意，在接下來的兩年中他只吸納了鑽石公司4％的股權，直到1980年，該公司的效益繼續大幅下滑，其董事會內部也出現了權力爭斗，戈氏這才抓住時機，發動了總攻。他迅速調集了幾億美元的資金，大量吸納鑽石公司的流通股票，並公開了兼並的意向。
遭到襲擊的鑽石公司頓時方寸大亂，他們一面與戈氏協商妥協的辦法，一面十萬火急尋求別的大財團的支持。但兩方面的進展都極其緩慢。
1981年鑽石公司的經營愈發惡化。戈德史密斯又適時發動了攻心戰。他首先勸說公司的中小股東，「規模過於龐大是公司的真正災難，不把它的多種經營緊縮掉，就不能有良好效益。」戈氏回過頭來又勸鑽石公司的管理層說：「人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卓有成效地管理15層各不相同的業務活動，兼並是實現適度規模、取得最佳效益的催化劑。假如經營繼續惡化，董事會和經理們都無法對股東交待，反使被兼並的過程加快。」
在戈德史密斯緊鑼密鼓的攻心戰面前，鑽石公司的鬥志土崩瓦解，董事會宣布繳械投降。這樣，戈氏只用6.6億美元就吞掉了銷售額達13億美元的公司。他接下來又用一年時間賣掉鑽石公司中與木材生產不相關的各種企業，最後相當於只花了很少一筆錢就獲得了70萬公頃的森林。他看準木材價格將在世界范圍內上漲，這70萬公頃森林將是無本萬利的大買賣。
1984年1月，戈德史密斯三度出手，准備收購美國排名前400位的大企業克朗公司。這一次的難度與上兩次不可同日而語，所以越發體現出戈氏不凡的身手。
克朗公司是一家大型造紙企業，與鑽石公司一樣，戈氏也是看中它擁有的90萬公頃的森林。若與鑽石公司的那70萬公頃森林加起來，戈氏擁有的森林面積將是比利時國土的一半！
克朗公司知道來者不善，火速請防衛專家制訂出了「毒丸計劃」，即那種讓襲擊者就是得手也會被拖垮的財務計劃。克朗公司希望以此嚇退這條可怕的金融鱷魚。然而一切准備就緒，戈氏反而毫無消息了。一直等了11個月，克朗的董事長長舒了一口氣，「毒丸計劃」果然有效！
誰料12月12日，戈德史密斯正式宣布將收購克朗公司，嚇得剛做完手術的克朗公司董事長立即出院，從三個方面完善原有的「毒丸計劃」。
一是壓低股息，讓收購方無利可圖；二是宣布新股東沒有選舉權，董事會每年最多更換1／3，任何重大決定須經董事會2／3票通過，讓收購者無權控制公司；三是公司高級負責人離職時須支付其3年工資和全部退休金，總計1億美元，公司骨幹離職時須支付其半年工資，總計3000萬美元，這將使收購者背上沉重財務包袱。該計劃將在對手持股超過20％時自動生效。誰知宣布了上述計劃，戈氏又無聲無息了。一連4個月，克朗公司的管理層被這種沉默的恐懼氣氛所籠罩著。董事長覺得這還不保險，又找了一家平時關系不錯的梅德公司，以每股50美元的價格全面收購克朗公司的股票，當然也包括了戈氏手中以每股42美元吸納的克朗股票。
1985年4月，戈德史密斯表示對50萬美元的價格很滿意，此次將凈賺1億美元，因此同意放棄收購。梅德公司沒想到戈氏如此爽快，其實根本就沒有做好收購克朗公司的准備。就在雙方簽訂協議前十幾分鍾，梅德公司主動取消了交易。
孤立無援的克朗公司只好回過頭與戈氏談判，由於戈氏堅持要持有公司30％以上控股權，雙方的談判破裂了。
六神無主的克朗公司本以為戈德史密斯會加緊吸納自己的股票，誰料第二天，等到的卻是戈氏宣布撤消這次8億美元的收購計劃！消息一宣布，毫無准備的人們大肆拋售克朗公司股票，導致股價大跌。克朗公司的管理層如墜入五層雲霧，搞不清戈氏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經過分析，他們認定，還是「毒丸計劃」發生了作用。克朗公司上下一掃愁雲，開始興致勃勃地制定公司的「振興計劃」。
這次克朗公司又大上其當，其實戈德史密斯正趁克朗股價大跌之機而加緊收集籌碼。5月13日，他已擁有克朗公司19.99％的股權，並給克郎發去最後通諜：不取消「毒丸」，5月13日後將增持股權至20％以上。克朗公司先是一驚，繼而暗喜：這樣「毒丸」計劃就會生效，戈德史密斯就會大吃苦頭了！
誰知戈德史密斯暗地裡去做各位大股東和董事的工作，說服他們把手中的股票賣給自己。這一招果然奏效，到7月10日它悄悄控制了公司20％股權，到7月15日已超過50％，其實已暗中控制了公司。
7月25日，戈德史密斯召集了臨時股東大會，他利用手中的股權成為克朗公司的新任董事長並宣布取消「毒丸計劃」。原任董事長這才如夢方醒。
接手克朗公司之後，戈德史密斯把這個龐大的公司予以解體，到年底，除保留一家小公司外，克朗公司幾乎被全部分割出售干凈。戈氏只把主要精力放在兼並來的90萬公頃森林上。這次兼並成功之後，戈氏再度成為華爾街的風雲人物，當然，企業界對他的這種惡意收購也更增加了一份仇恨。
案例點評：
1、兼並收購真是一個鬥智半勇的戰場，只有智勇雙全的人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戈德史密
斯聲東擊西，虛虛實實，對付獵物就像貓玩耗子一樣輕松愜意。也許只有美國那種市場經濟的環境，才能培養出這種無情的金融怪才。
2、近年來美國經濟界對這種一味追求金錢的惡意收購頗多微詞，認為它除了給金融資本家
帶來超額利潤之外，實際上損害了美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這種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它也提醒著我們的證券市場管理者，不要讓這種畸形的收購在我們的證券市場上蔓延滋生。
Ⅷ 什麼是金融資源
試論我國金融資源的配置
近年來，金融資源這一詞條在實際部門和學術研究中出現頻率比較高，但它的含義怎樣科學規范，卻少有研究。也許不需要學究式的規范，只要大體認同就行了，則它的內容主要包括作為資金的貨幣和能夠流通的證券，社會成員之間以及社會成員與政府之間接受信用也能夠稱作金融資源。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能夠作為經濟發展的要素，能夠帶來增值。政府宏觀經濟調控必須掌握資源，其中包括金融資源；金融資源的配置狀況與經濟宏觀調控密切相關，現階段我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除了政策法規外實際上掌握著兩種資源，即貨幣資金和土地。因此，分析研究我國金融資源的配置狀況是有意義的。
（一）
現階段，我國的金融格局仍然是國家或者政府掌握金融資源，這不僅表現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國有政策性銀行佔領了我國金融市場的絕大部分(70%以上)，而且表現為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商業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也是國家或政府控股。它們的業務活動不僅受政府監管，而且受政府指揮，有人說監管部門接二連三地發文件具體指導商業銀行的業務操作，簡直成了銀行的「業務總監」。在這種狀況下，全國金融系統的業務操作「全國一盤棋」。金融資源的分配呈現為「要緊都緊，要松都松」，基本上沒有原則。
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歸根到底是我國的金融制度性質和體制設計決定的。我國金融制度體制改了這么多年，改了什麼呢?改變了機構設置，改變了名稱，但性質沒有變，機制沒有變，也就是說國家或政府統一掌握金融資源的性質沒有變，按級別運作的一套機制沒有變。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的負責人既是老闆，更是官員，既要完成利潤目標，更要完成政府目標，甚至在有些情況下，放棄自身追求利潤的目標，首先服從大局需要。有人說，在我國沒有真正的商業銀行，因為它不完全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這種說法，是否符合實際，可以討論。但有一點能肯定，在我國商業銀行沒有完全按「商業化」運作，也不可能完全按商業化運作。換句話說，完全按「商業化」運作，要有個過程。
在實際中，非商業化運作的表現是：貸款失誤，不是按市場原則去處理，而是要受到政府、上級處分；對民營經濟發生業務帶來的風險大於對國有經濟發生業務帶來的風險；對國有經濟貸款收不回來，能夠大事化小，說得清楚，平安無事，而對民營經濟貸款收不回來，就涉嫌賄賂，而要追究責任等。這種做法，雖然少見，但它有力地證明：在國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資源的條件下，商業銀行的經營還沒有完全的自主權。
(二)
為什麼在我國，國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資源的狀況改不了，不能改?概括地說，是保國有經濟。因為國有經濟(包括國有控股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換句話說是「執政之基」。我國國有經濟的形成除了沒收國民黨的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改造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外，絕大部分是基於國家財政投資。多少年來國家投資項目注重建設資金到位，缺乏運營資金配套，使得國有企業缺乏流動資本。流動資本靠銀行貸款，大多數企業，負債率都很高。應當說這種狀況改變不了，首先是理論上的誤導：銀行為國家積累資金；其次是投融資制度的嚴重缺陷。實際情況是國有經濟和國有控股經濟負擔過重以及其他眾所周知的原因，賺不到錢或賺不到更多的錢，甚至嚴重虧損，而在這種狀況下又不讓它們破產，要讓它們生存下去，要讓它們繼續維持和發展，使得國有經濟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一直處於困境狀態中。為了解除國有企業所處的困境，只有靠外部援助，包括外部融資，而外部融資，主要靠銀行，不僅靠銀行貸款，而且靠股市，曾記否，當年權威人士曾明確提出：要讓國有企業的股票優先上市作為緩解企業困境的重要渠道，說白了就是「上市圈錢」。靠外部救助、融資保生存不破產、保發展續業績，而在「包袱」又未減輕的狀況下，虧損繼續，在企業繼續虧損的狀況下，上市股票價值趨跌，融資貸款難以償還，造成大量的金融不良資產，也就在所難免了。可以說，在國家掌握金融資源的狀況下，政府為了維持發展國有經濟，使得金融與經濟膠合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成也金融，敗也金融」。在這里我們有理由做這樣的預言：如果保國有經濟的制度不改革，國家掌握金融資源的局面難以改變，則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也不容樂觀。
(三)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但在我國金融成了國有經濟的「錢袋」，不僅企業缺錢找銀行，政府缺錢也找銀行，銀行成了填補資金缺口的「蓄水池」，似乎這個「蓄水池」不會干竭。其實這個「蓄水池」的量是有限的，因它所積蓄的資源主要是「老百姓」的錢，「老百姓」的錢來自「老百姓」的貨幣積蓄，在老百姓的貨幣收入有限從而貨幣積蓄有限的情況下，要銀行成為資金缺口填補的蓄水池，只有增加貨幣供給，發票子，導致貨幣貶值。
當前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老百姓投資沒有回報，老百姓的經營也沒有回報，近年來，股市連續下跌，老百姓投資股市沒有賺錢，而是總體虧損。在這種狀況下，人們為什麼仍然向銀行存款，使銀行存款繼續增長呢?通常的解釋是為了安全，其實僅此解釋是不夠的，比較全面的合理解釋是：(1)老百姓的趨利性弱，求安全性強；(2)對貨幣的隱形貶值不覺察(因為存款未成為現實的購買力)；(3)有額外貨幣收入，可彌補。有人說當前我國進入了負利率時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負利率不利於儲蓄轉化為投資，不利於人們的選擇，不利於金融產品創新，不利於金融市場發展，不利於金融業的運行，可是在我國這樣的負面影響呈現得不明顯。怎麼解釋，應當說與國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資源的條件下，能夠不按市場價格去配置金融資源，能夠無視利率在配置金融資源中的作用。這表明：我國現階段金融資源的分配仍然基本上不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並且可以不講效益。
(四)
人們在研究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時，常常以金融相關率(rpe／GDP)去表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其實「m2／GDP」能夠表明什麼，不能表明什麼，需要研究。金融相關率FIR(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是美國經濟學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提出的，戈斯認為「金融理論的職責就在於找出決定一國金融結構、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經濟因素，並闡明這些因素怎樣通過相互作用，從而形成金融發展」。他認為一個國家的金融發展狀況要以金融結構去衡量，金融結構是一國的金融上層結構。一國的經濟基礎體現在擁有的國家財富中，金融上層結構與經濟基礎的關系體現在金融相關率上。戈德史密斯設計出的計算FIR的基本公式的內容並不簡單，但人們為了簡化，便以m2／GDP去代表。這樣的公式：
首先要表達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融資的市場化程度。也就是說，通過FIR考察當家庭、企業、政府的資金短缺時，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融資，多大程度上靠內部融資。外部融資靠發行債券和銀行借款，如發行債券和銀行借款占國民產值的比率越高，表明儲蓄與投資的分離程度越顯著，而二者的分離程度越顯著，反映融資的市場化程度越高。市場化與貨幣緊密相連，經濟貨幣化意味著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的關聯程度和對市場的依存度，所以經濟貨幣化的金融解釋，其含義應當是融資的市場化。而融資市場化的程度反映金融業的發展，所以，FIR與其說是表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不如說是表明金融業的發展程度。經濟的發展與融資的市場化相關。
其次，要表達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的發展與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相關。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決定於供求，而供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利率。當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上漲時，意味著利率下跌，利率下跌，有利於投資，投資擴大使國民產值增長；相反，當利率上升時，金融資產市場價值下跌，利率上升，不利於投資，投資縮減，使國民產值降低。所以，概括的說，這種相關性是：資產價格——利率——投資——經濟等這組經濟變數的互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變數的互動(包括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取決於人們的心理預期。從這個意義上說，FIR反映了人們的心理預期的變動，比例趨高，反映人們的心理預期「利好」，金融工具作用於有形財富的力度增大，相反，力度縮小。可以說，FIR是人們的一個信心指數。
第三，要表達的是金融資源的利用程度。這些年來，我國m2／GDP的比值持續上升，其數值已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有人由此認為我國經濟貨幣化的程度迅速提高，其實，這只是一個認識誤區，m2／GDP值的迅速提高，難以真實地反映我國經濟貨幣化的程度，相反，它集中地反映了我國金融資源配置的浪費，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提出了一個指標，即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這個指標的分母是GDP的增長，分子是資本增長，也就是投資，其含義是增加1元錢的產出，要增加多少投資。如果m2／GDP的值以增量表示，並假定噸的增量轉化為投資，則金融相關率與增量資本產出率的含義趨同。近年我國m2／GDP的值大約在5—8之間，即增加1元的GDP，要增加5—8元的投資，而西方發達國家這一比值一般保持在1—2.5左右，這表明我國投資效率低下，金融資源的配置並不節約，而是浪費。
Ⅸ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鱷魚
擁有英法雙重國籍的戈德史密斯先生就是這樣一位金融資本家，外號「金融鱷魚」。美國企業家們對他簡直又恨又怕。
戈德史密斯的第一筆交易就一鳴驚人。1972年4月，他一舉斥資7億美元，兼並了經營不理想的「大聯合超級市場集團」。這是一家居美國同行業第九位，下轄600家商店、職工2.7萬人，年營業額12億美元的大型連鎖商業企業。戈氏將它一口吞下之後，急速擴展集團規模、新設銷售網點，使連鎖店增至900家，銷售網遍及美國東海岸和加拿大，年營業額達到15億美元。然後，戈氏便開始將這個企業逐步肢解。短短一年之內，他就轉讓了所有商店的一半，僅留下450家規格、檔次較高的分店，當年攫取純利1億美元！以致華爾街盛贊這是：「金融探險史的壯麗詩篇」，而實業家則驚呼「新冒出了一條金融鱷魚」。戈德史密斯則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如法炮製了幾次，每次都獲利500~700萬美元。
1977年，戈氏又把目標對准了經營不善的大型木材企業鑽石公司。鑽石公司有100年歷史，曾因發明火柴而成為美國250家大企業之一。其經營領域橫跨森林、紙品、罐頭、塑料泵等15個行業，年銷售額12億美元，但現在由於經營狀況不佳致使股價嚴重超跌。最使戈氏心動的是：該公司在美國西北部有70萬公頃森林，這筆巨大的財富在鑽石公司的股價中幾乎沒有體現出來……
戈德史密斯為了出其不意，在接下來的兩年中他只吸納了鑽石公司4%的股權，直到1980年，該公司的效益繼續大幅下滑，其董事會內部也出現了權力爭斗，戈氏這才抓住時機，發動了總攻。他迅速調集了幾億美元的資金，大量吸納鑽石公司的流通股票，並公開了兼並的意向。
遭到襲擊的鑽石公司頓時方寸大亂，他們一面與戈氏協商妥協的辦法，一面十萬火急尋求別的大財團的支持。但兩方面的進展都極其緩慢。
1981年鑽石公司的經營愈發惡化。戈德史密斯又適時發動了攻心戰。他首先勸說公司的中小股東，「規模過於龐大是公司的真正災難，不把它的多種經營緊縮掉，就不能有良好效益。」戈氏回過頭來又勸鑽石公司的管理層說：「人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卓有成效地管理15層各不相同的業務活動，兼並是實現適度規模、取得最佳效益的催化劑。假如經營繼續惡化，董事會和經理們都無法對股東交待，反使被兼並的過程加快。」
在戈德史密斯緊鑼密鼓的攻心戰面前，鑽石公司的鬥志土崩瓦解，董事會宣布繳械投降。這樣，戈氏只用6.6億美元就吞掉了銷售額達13億美元的公司。他接下來又用一年時間賣掉鑽石公司中與木材生產不相關的各種企業，最後相當於只花了很少一筆錢就獲得了70萬公頃的森林。他看準木材價格將在世界范圍內上漲，這70萬公頃森林將是無本萬利的大買賣。
1984年1月，戈德史密斯三度出手，准備收購美國排名前400位的大企業克朗公司。這一次的難度與上兩次不可同日而語，所以越發體現出戈氏不凡的身手。
克朗公司是一家大型造紙企業，與鑽石公司一樣，戈氏也是看中它擁有的90萬公頃的森林。若與鑽石公司的那70萬公頃森林加起來，戈氏擁有的森林面積將是比利時國土的一半！
克朗公司知道來者不善，火速請防衛專家制訂出了「毒丸計劃」，即那種讓襲擊者就是得手也會被拖垮的財務計劃。克朗公司希望以此嚇退這條可怕的金融鱷魚。然而一切准備就緒，戈氏反而毫無消息了。一直等了11個月，克朗的董事長長舒了一口氣，「毒丸計劃」果然有效！
誰料12月12日，戈德史密斯正式宣布將收購克朗公司，嚇得剛做完手術的克朗公司董事長立即出院，從三個方面完善原有的「毒丸計劃」。
一是壓低股息，讓收購方無利可圖；二是宣布新股東沒有選舉權，董事會每年最多更換1/3，任何重大決定須經董事會2/3票通過，讓收購者無權控制公司；三是公司高級負責人離職時須支付其3年工資和全部退休金，總計1億美元，公司骨幹離職時須支付其半年工資，總計3000萬美元，這將使收購者背上沉重財務包袱。該計劃將在對手持股超過20%時自動生效。誰知宣布了上述計劃，戈氏又無聲無息了。一連4個月，克朗公司的管理層被這種沉默的恐懼氣氛所籠罩著。董事長覺得這還不保險，又找了一家平時關系不錯的梅德公司，以每股50美元的價格全面收購克朗公司的股票，當然也包括了戈氏手中以每股42美元吸納的克朗股票。
1985年4月，戈德史密斯表示對50萬美元的價格很滿意，此次將凈賺1億美元，因此同意放棄收購。梅德公司沒想到戈氏如此爽快，其實根本就沒有做好收購克朗公司的准備。就在雙方簽訂協議前十幾分鍾，梅德公司主動取消了交易。
孤立無援的克朗公司只好回過頭與戈氏談判，由於戈氏堅持要持有公司30%以上控股權，雙方的談判破裂了。
六神無主的克朗公司本以為戈德史密斯會加緊吸納自己的股票，誰料第二天，等到的卻是戈氏宣布撤消這次8億美元的收購計劃！消息一宣布，毫無准備的人們大肆拋售克朗公司股票，導致股價大跌。克朗公司的管理層如墜入五層雲霧，搞不清戈氏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經過分析，他們認定，還是「毒丸計劃」發生了作用。克朗公司上下一掃愁雲，開始興致勃勃地制定公司的「振興計劃」。
這次克朗公司又大上其當，其實戈德史密斯正趁克朗股價大跌之機而加緊收集籌碼。5月13日，他已擁有克朗公司19.99%的股權，並給克郎發去最後通牒：不取消「毒丸」，5月13日後將增持股權至20%以上。克朗公司先是一驚，繼而暗喜：這樣「毒丸」計劃就會生效，戈德史密斯就會大吃苦頭了！
誰知戈德史密斯暗地裡去做各位大股東和董事的工作，說服他們把手中的股票賣給自己。這一招果然奏效，到7月10日它悄悄控制了公司20%股權，到7月15日已超過50%，其實已暗中控制了公司。
7月25日，戈德史密斯召集了臨時股東大會，他利用手中的股權成為克朗公司的新任董事長並宣布取消「毒丸計劃」。原任董事長這才如夢方醒。
接手克朗公司之後，戈德史密斯把這個龐大的公司予以解體，到年底，除保留一家小公司外，克朗公司幾乎被全部分割出售干凈。戈氏只把主要精力放在兼並來的90萬公頃森林上。這次兼並成功之後，戈氏再度成為華爾街的風雲人物，當然，企業界對他的這種惡意收購也更增加了一份仇恨。
Ⅹ 你好，幫我一下，問題是「金融市場的層次結構」，謝謝
一、區域金融組織成長差異與西部金融組織內生成長的困境
1.區域金融資產結構對比分析
我國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首先表現在金融資產結構的差異上。在東部發達地區，金融發展水平高，金融結構較為合理，區域金融市場較為發達，企業居民的投資意識較強，金融內生性的基礎完備，而西部地區在這些方面的表現則截然相反。其差距主要體現在存貸款、股票和企業債券等金融資產指標上。
(1)各地區存、貸款余額全國佔比比較
存、貸款是金融市場組織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的最重要的來源和方式。一般認為，金融市場組織的基本功能就在於積聚存款、投放貸款，以優化資金配置，積極動員各經濟部門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參與貢獻。存款積聚不足即為資本供給不足，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障礙；而儲蓄充足時，要促進經濟發展，還須以儲蓄能夠充分有效地轉化成投資為前提。
統計結果顯示，東西部地區存貸款資金量的差異非常大。西部地區的存、貸款量都遠遠低於東部地區。從 1996年和2002年的數據對比來看，兩地區的差距還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從統計資料看，約佔全國面積14%、人口41.62%的東部地區，1996年擁有金融機構存款的62.4%、貸款的54.7%，到2002年存、貸款分別增加為64.45%和62.72%；中部地區佔全國面積30%、人口佔35.42%，1996年擁有全國金融機構23%的存款和27.6%的貸款，2002年存、貸款佔全國比分別降為20.81%和21.9%；而西部地區擁有全國56%的土地面積和22.96%的人口，1996年卻只佔有14.6%的存款和17.7%的貸款，2002年為14.74%、15.38%。進一步從橫向比較來看，2002年，東部地區存款余額65666.67億元，中部21198.86億元，西部僅15016.87億元。東部地區存款是西部地區的4.37倍。貸款方面，東部地區46463.8億元，中部地區為16219.98億元，西部僅11394.36億元，東部地區貸款是西部地區的4.08倍。上述數據充分說明東部和西部無論是在存款還是貸款上都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西部地區傳統的金融市場組織(銀行)融通資金能力較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相對較小，同時也說明西部經濟增長面臨著嚴重的資金支持短缺問題。
(2)各地區證券市場上募集資金比較
作為金融市場組織的重要有機部分的證券市場，是社會直接融資的重要渠道。但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區域結構極不平衡。
截止 2003年底，滬深1340家上市公司中，東部地區有834家，占總數的63%；中部地區有296家，占總數的21%；西部僅有220家，占總數的16%。從上市公司募集資金額統計來看，東中西部地區在證券一級市場上的差距也非常之大。截止2002年，東部地區上市公司發行募集資金額為22143.9億元，占總數的76%；中部地區為4424.5億元，占總數的15%；西部地區為2688.7億元，發行募集資金佔全國比僅僅為9%。東部地區上市公司通過發行募集到的資金是西部地區同期的8.44倍。從上市公司流通市值我們也能夠發現東西部的差距。截止至2003年12月31日，東部地區上市公司流通市值為 7979.23億元，西部地區為1570.91億元，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4.08倍。雖然西部地區有很多資金密集且適宜上市的資源型企業，但是西部地區在資本市場上的籌資額仍遠小於東部地區。這也充分說明西部地區的金融市場組織競爭力較弱，甚至與中部地區也存在較大的差距。
(3)各地區企業債券發行量比較
債券也是我國實施產業政策和企業直接融資的手段之一，它主要分為國家債券和企業債券，我國的企業債券發行額也呈明顯的區域差異。
1997年企業債券發行額東部地區為5665155萬元，佔全國的48.59%，中部地區企業債券發行額為 4980604萬元，佔全國的36.39%，而西部地區的企業債券發行額為205575萬元，僅佔全國的15.02%，東部地區企業債券的發行額是西部的3.2倍。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國東部和中西部的金融資產差異較大，中西部的直接、間接融資能力都明顯落後於東部。
2.地區間金融相關率比較
在衡量一個國家金融發展水平時，通常用金融增長作為替代。所謂的金融增長表現為金融資產規模相對於國民財富的比例。國際上通常採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關比率和麥金農的貨幣化程度來衡量金融增長。但是，在進行地區間的金融發展比較時，由於中國銀行體制的獨特性造成金融資產無法按地區統計以及 M2數據未能按各省份統計，所以，無法直接用戈氏和麥氏的指標來衡量各地金融增長的差異。由於中國的主要金融資產集中在銀行，而銀行的最主要資產也是存款和貸款，所以，利用地區間各銀行的存貸款數據與各地GDP的比率，基本上可以揭示出中國金融發展的地區差距狀況(周立，胡鞍鋼 2002)。據周立和胡鞍鋼的研究，1978年以前，國有銀行在各地區的存貸款占各地GDP的比率大致相同，也就是說，在改革開放初期，金融初始條件差異不大。甚至西部的金融相關比率還略高於東中部地區(1978年東部地區的金融相關比率為98%，中部為87%，西部為100%)。改革開放以後，各地的金融相關比率都在逐步上升，但地區間的不平衡狀態迅速顯現。1998各省平均金融相關比率達到了 204%，東部地區金融深化最快，中部為151%，西部為201%。
但是，若加上非國有銀行的存貸資產，地區差距則更為明顯地表現出來。由於東部地區從 90年代開始，通過非國有金融機構的建立，開始從市場中對金融資源進行爭奪，並且取得了明顯的優勢，從全部金融相關比率(含國有和非國有金融資產)看，到1998年，東部地區全部金融相關比率與國有金融相關比率的差距已佔全部金融相關比率近30%，中部約為20%，而西部僅為10%。東部地區的北京、深圳、上海、海南、廣東五省市的金融相關比率在1999年都高於300%。較高的金融相關比率與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和發展水平相匹配，東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差距的拉大與經濟發展差距的拉大是同步的。
3.區域金融市場組織機構分布比較
從金融市場組織的數量分布上看，東中西部地區的差距也很明顯。本文主要從銀行機構、證券機構以及期貨機構的分布狀況進行對比分析。
2001年全國共有各類金融市場組織數150323個，其中東部地區69242個，占總數的46%；中部地區48942個，占總數的33%；西部地區32139個，占總數的21%。東部地區各類金融市場組織是西部的 2.2倍。然而，進一步分析市場化改革後出現的非銀行類金融市場組織時，包括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外資金融機構，我們發現東西部的差距更大。如上述右圖所示，非銀行類金融市場組織東部是西部地區的14.5倍。這還不包括西部根本就不存在的基金組織(因為基金只存在於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故不存在區域可比性)，否則差距更大。中央銀行的九大分行也只有西安、成都兩個分行是位於西部地區。從每萬人擁有金融市場組織數我們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2001年，全國平均為1.17783個／萬人，東部地區為1.29298／萬人，西部地區僅為1.0977／萬人，西部地區比東部地區低0.19528個萬分點。這些差距非常值得關注，因為這說明西部地區極度缺乏市場化的金融市場組織。
4.區域金融市場組織金融工具創新能力比較
金融工具的創新與運用是地區金融市場組織能力的一個重要標志。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西部地區的金融市場組織多以傳統業務為主，金融產品的種類和業務手段都大大少於東部地區。這里我們用中國工商銀行的信用卡發行量和交易量作為研究的對象。
2002年，該行共計發行信用卡?3，768，383張，其中東部地區發行量為44，503，396張，約占發行總量的60%；中部地區發行量為14，714，234，約占發行總量的20%；西部地區發行量為14，550，753張，約占發行總量的20%。西部是東部地區的33%。從交易量上更能看出兩者的差距，同期西部地區通過信用卡實現的交易量為11，223，695萬元，約佔全部交易量的12%；東部地區為61，912，498萬元，約佔全部交易量的67%。就交易量而言，西部僅是東部地區的18.13%。西部地區通過信用卡所實現的交易量在全國的佔比低於發卡量的佔比，說明西部信用卡的活躍度也偏低，甚至有些卡可能長期處於沉寂狀態。
綜上所述，可以進一步看到，東部地區金融市場組織結構較為發達，金融工具的規模大且種類多。金融市場組織與金融工具的高度匹配意味著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多，交易者資產形成選擇的范圍大，這就有助於積極有效地動員更多的儲蓄，並快捷高效地配置到各個投資項目上。而至於西部地區，數據顯示其金融市場組織結構是低級化的。金融工具單調 (且主要是以存單與貸款合約的形式)，即便金融市場組織總數佔到全國的21%，但主要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其份額是65.8%，這也是傳統金融市場組織分布均齊化的結果)，而非銀行金融市場組織(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外資銀行)僅僅約為全國總數的6%。總之，一方面，西部地區金融市場組織結構不均衡，另一方面金融工具與金融市場組織的弱匹配。低級化的金融市場組織結構必然有礙於提高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不利於本地區經濟的發展。
5.地區間金融成長環境的差異
地區間金融發展差距除上述表現外，金融發展環境的差距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視角。由於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存在高度的相關性，所以，伴隨著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的拉大，金融發展的經濟環境的差距也在拉大。
首先，按照內生增長理論的觀點，一個地區的金融成長，應當是區域內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動的結果。在各種內生因素中，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是金融成長的基本要素，這些要素指標落後的話，區域金融成長的基礎就非常薄弱。從下圖可以看出，東西部地區在金融成長環境方面的差異。
我們可以從東中西部地區 GDP的總量增速上看到三者的差距。從1992到2002年間，東部12省區的GDP總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增長曲線較為陡峭；而同期，西部10省區的GDP總量增加較為緩慢，曲線較為平緩。同時，從東中西部地區GDP在全國的佔比構成圖也能看出三者的差距。西部地區GDP佔比近幾年一直處於增長緩慢的狀態，而東部地區在全國GDP份額的佔比有明顯的增加。
從人均收入角度看，西部和東部地區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拉大趨勢。東部地區的人均總收入比西部地區人均高出 2743.72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要高出2512.39元。所以，從金融成長的內生環境看，西部地區不但沒有改善，而是在競爭中更處於劣勢狀態。
其次，從金融成長的內生環境看，一個地區的市場化發育程度越高，市場化配置資源 (尤其是資金資源)的效率就高，從而越有利於適應市場機制的經濟組織(尤其是金融組織)的成長。
上述分析結果表明，在內生環境日益惡化的狀況下，西部金融組織無疑陷入到了成長困境之中。
二、區域金融組織成長差異的解釋及其效應分析
1.國家金融政策對區域金融組織成長的影響分析
西部經濟發展與現行融資體制之間的矛盾實質上就是區域經濟發展差異與國家統一融資制度安排和財政貨幣政策統一運作之間的矛盾。全國統一制式的金融體制難以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向高層次、高效率方面發展，具體表現在：
(1)全社會統一的存款准備金制度。我國存款准備金制度採取了一個非彈性方式，其比率長期不動，且不同地區實施同一比率。也就是說，它充分體現了集中資金的功能，而不重視調節貨幣總量的功能。中央銀行擴大(縮小)准備金率，通過貨幣乘數(貨幣乘數=1／(法定準備金率+現金漏損率))的作用，使商業銀行的可貸資金減少(增加)。由於法定準備金率全國是統一的，而西部地區的貨幣信用化水平遠遠低於東部地區，因而其現金漏損率較高，再加上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的資金迴流(資金漏出)，這使西部地區貨幣乘數低於東部地區，西部金融組織的可控資金就少於東部地區，金融組織資金支配能力的下降致使西部地區支持經濟發展的資金遠遠少於東部地區，這加劇了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