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如何應對上市公司的反收購
可參照H-P並購Compaq的案例，制出一個更有遠景的企業策略和運作方案，游說目標公司的主要股東，爭取他們的支持，再發起委託書爭奪戰來表。
要不然，就要從法律入手，查找出反收購行為的破綻，攻其漏洞，這可參照歷年來日本企業的訴訟案。
最後，就是游說行政干預，能否行得通，就要看該國的政治形勢。
『貳』 茅台一天蒸發700億虧慘，上市公司該怎樣面對這種巨額變動
首先要做的就是進行一個內部的調整，把問題的根源找出來，然後去解決它。因為出現這種重大的事故，最根本的根源肯定是內部出現了某些差錯，有可能是茅台最近的某一個最重要的決策出現了差錯，然後導致市值蒸發700多億。
像其它的就是茅台內部的員工以及決策者在這個時候一定要沉得住氣，並且同仇敵愾一起把這一關挺過去。
『叄』 急求》>》審計失敗後事務所和上市公司該如何應對有哪位大神知道的，望幫幫忙，萬分感謝！！！
事務所如果能夠證明是按照審計准則的規定實施審計工作並保持必要的職業謹慎，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可以不承擔民事責任。按照會計准則的規定編制財務報表是管理層的責任。關於賠償順位和最高限額的規定：（一）應先由被審計單位賠償利害關系人損失；（二）對被審計單位、出資人的財產依法強制執行後仍不足以賠償損失的，由會計師事務所在其不實審計金額范圍內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肆』 五部委發布了《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的時間表，上市公司該如何積極應對
前一段剛剛發布的：「2010年4月26日，五部委聯合發布的《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給上市公司實施企業內控下達了「時間表」。 自2011年1月1日起首先在境內外同時上市的公司實施，自2012年1月1日起擴大到上交所、深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實施；在此基礎上，擇機在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施行；同時，鼓勵非上市大型企業提前執行。」
近年來，國內大型企業集團掀起了整合內部信息資源，建立集團一體化管理平台的浪潮。針對目前大型企業均已實施ERP系統的信息化應用現狀，為了強化內控管理為核心目標，滿足企業提升內控水平的需求。智聯騰華總結多年實施經驗和對企業需求及對相關法規的研究，推出支持多種ERP系統的、符合集團型企業內控管理要求的智聯騰華門戶式協同平台（簡稱TSC），完美實現企業內功管理的要求，並可以根據企業的發展階段不同，隨需應變，確保業務流程與企業管理理念的一致性。
TSC體現了企業追求精益管理的過程,通過貫徹始終的業務流程，將持續改善，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內化到每個員工的思想中；在不斷完善的內部控制中，員工士氣、企業文化、領導力、生產技術等都在實施中得到提升。
企業信息化建設，作為加強企業內控，提升運營能力的主要途徑之一，其目的之一就是促使企業將好的管理做法固化為信息化中的規則與流程，進而形成公司的管理習慣，以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通過流程管理，企業的內部運作將更為透明順暢，每個人都是內部管理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企業管理正在向著全面、全員、全過程的企業風險管理發展，最終促進企業價值的全面提升。
『伍』 如何做好上市公司負面輿情處理工作
事實證明，突發事件一旦發生，多半會受到媒體報道和網民關注，相關部門的輿情應對及其處置行動都處在輿論聚光燈下。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的普及應用，人人都有麥克風，個個都是發言人，媒體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信息傳播和輿論生成的渠道之多、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更是為突發事件輿情應對及其處置行動帶來了嚴峻挑戰。面對這種現狀，政企部門做好輿論危機管理都有哪些關鍵點呢？
一：輿情信息收集
如今，網路成為輿論危機事件爆發的主陣地（輿情本身並不是負面的，是個中性詞；可以說負面輿情，或者輿論危機事件）。據第41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國網站數量為533萬個（7月初應該發布最新統計了，更新一下）。面對如此紛繁的網路信息，要想從中收集與自身相關的輿情信息，就必須要使用到網路輿情監測軟體。目前，國內許多公司開發出多種網路輿情監測軟體，都可以對傳統媒體網路版、新聞網站、論壇、博客、微博等實時監測。不過，在軟體的選擇過程中，要注意信息抓取的全面性。以新浪輿情通為例，其除了對全網信息進行採集，還獨家擁有新浪微博全量政務輿情數據。
『陸』 EVA考核 央企上市公司如何應對雙重大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國資委直接考核對象的央企集團，其旗下上市公司(即「央企上市公司」)集中了集團內的核心業務與優質資產，並在管理模式、融資資源等方面亦具有其他成員企業無以比擬的先天優勢。由於央企上市公司將不可避免地接受集團總部的EVA考核，同時受到資本市場以股價或市值為標志的「價值實現度」評價，這種二元評價體系或雙重評價標准共同作用、相互並存的復雜格局，對央企上市公司提出了較其集團母公司、兄弟成員企業所面對的更為嚴峻的挑戰。內涵迥異的EVA與利潤總額 央企負責人的傳統業績考核(財務)指標為利潤總額與凈資產收益率（ROE），二者在本質上基本相同。因為作為ROE公式中的分子，不過是利潤總額的稅後部分而已，而在當作為分母的凈資產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稅後凈利潤越大則ROE越大。可以說，利潤指標在央企傳統考核指標體系中居統領性地位。隨著EVA取代ROE，並作為與利潤並行的指標引入(EVA因權重及計分標准而在新考核體系中居核心地位)，央企負責人的經營業績考核體系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步入EVA考核或價值管理的新階段。因此，認識EVA，發現EVA與利潤的區別、理解以EVA考核為核心的價值管理及其作用，是央企企業管理模式成功轉型的關鍵。EVA是反映一個時期內企業為股東創造的價值，或者說股東價值。有人會問，利潤不也是為股東創造的收益和扣除一切成本費用後的剩餘嗎？至少，「稅後可分配利潤」不也是屬於股東可以支配和獲得的所得嗎？利潤與EVA二者究竟區別何在？為什麼國資委在長期沿用傳統利潤及其派生考核指標的情況下，還要引入EVA這一所謂的價值指標呢？ 其實，對於任何一個企業來說，為賺取收入都離不開股東投入的權益性資本，可為什麼人們在展現利潤的形成過程中竟「忽略」了權益資本的存在呢? 這是因為，在利潤的形成過程中，除了扣減對應於債務資本的利息支出(債務資本成本或使用債務資本的補償)外，卻並沒有扣減使用權益資本所應支付的補償(理論上被稱為權益資本成本)，或者說，在計算作為企業經營結果的利潤時，人們隱含地認為，使用權益資本是無須償付報酬的。設想一下，如果作為經營結果的利潤等於零，即企業支付了使用債務資本的成本，債權人(如銀行)恰好收回其貸款利息(對債權人而言，屬於與時間風險相關的資本讓渡成本與體現在銀行存貸利差之中的盈利或「毛利潤」)，那此時能不能說，股東也收回了其讓渡資本使用權所應獲得的成本性補償或權益資本成本呢? 結論顯然是否定的。因為股東未能通過企業經營而獲得任何補償，也就更談不上在收回權益資本基礎上的剩餘了。也就是說，在利潤的形成過程中，股東投入了資本，但沒有收回成本，更沒有得到資本成本以外的剩餘(股東價值)，當然就沒有價值可言了。因為對於股東(國企出資人或投資者)而言，其所期待、要求的企業經營收益是超過其投入加該項投入的成本之後的剩餘，即我們所謂的價值(但就一個考核期或一個財政年度來看，其投入的權益資本本身則是通過所對應的資產轉化的當期費用獲得補償的)。即使利潤大於零，也不能表明股東就能全額收回其讓渡權益資本所應得的全部成本性補償，因而無法判定股東是否取得了權益資本成本以外的剩餘。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利潤不代表企業為股東創造的價值，特別當利潤小於權益資本成本[注1]時，企業不是創造而是毀損了股東的價值! 這也就是國資委作為央企出資人(股東)的代表為什麼要引入EVA考核(或價值理念、價值管理)的主要動因，因為僅憑利潤，出資人無法判定企業是否真正為其創造了大於其投入成本的價值！再回到前述利潤與價值形成對照表。稍作歸納和解釋可以了解到，利潤與EVA之間存在著四個主要區別(僅就國務院國資委頒布的《經濟增加值考核細則》中的計算方法而言)。 1.利潤形成的資本基礎只有債務資本(如銀行貸款)，因為它只考慮了以利息支出所代表的債務資本成本；EVA形成的資本基礎不僅包括債務資本，還包括作為股東投入的權益資本，因為在其形成過程中既扣除了債務資本成本(利息支出)，又扣除了權益資本成本，即扣除了全部資本的成本。2.利潤形成過程中，將凡計入當期的經常性費用一律從收入中扣減；而EVA則要求將已計入當期費用中的研究支出另行加回(但須同時在資本中加回)，這是因為，從股東的角度看，研究支出對企業的收益貢獻只有在未來各期分別產生出來，而且這一處理方式(會計調整)也起到引導企業加大研究投入的力度、增強核心競爭力的作用。3.利潤的收入來源既是主營或經常性業務收入，又是非主營或非經常性業務收入(或收益)；而EVA從股東的角度和持續經營的角度看，不承認非主營或非經常性業務的收入(益)，故在其形成過程中予以剔除(《細則》規定了50%的剔除)。4.利潤的形成過程除與獨立來源的債務資本(貸款)相關的利息支出外，不涉及資產中用於主營或經常性業務的部分及其調整；而EVA則與資產的用途密切相關，為鼓勵企業的持續經營與發展，將未對當前收入作出貢獻的在建工程從資本中剔除，以保持主營或經常性業務與所佔用的資本高度匹配。正是由於盈利指標(利潤)和價值指標(EVA)在理論基礎與衡量方法上存在重大區別，EVA考核的引入對央企傳統管理模式形成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傳統管理模式遭遇顛覆性沖擊兩個存在著內在沖突與不同理論基礎的考核指標共存並行，使企業運作中的決策過程出現了雙重標准：一項業務活動可能有利於利潤卻未必有利於EVA。例如，為增加收入和利潤，企業追加對非主營或非經常性業務的資本支出，其後果有幾種可能：1.(凈)收入增加了，但要扣減其中的50%。利潤即使增加，且超過新增資本支出的資本成本，以致利潤和EVA同方向變化，但可能因增長的程度不同(EVA增幅較小)、指標權重不同(EVA較大)、考核計分標准不同(EVA取得超目標分數的條件較利潤為低)，綜合考核得分雖有所增加，但是否最大化不得而知(也可能該項資本支出投在主營業務上，或以外包的方式而根本不支出該項資本，都對EVA與利潤產生增進的效果，但因為EVA的權重及計分「優勢」，該項業務對考核的綜合得分可能貢獻會更大)。2.利潤增加了，但因增量利潤小於增量資本成本而導致EVA下降，綜合業績考核得分的變化方向不明(取決於二者間的比較評價)，或即使EVA的下降幅度小於利潤的增加幅度，但EVA有較高的權重和計分標準的「優待」，也使綜合考核得分的估計更趨模糊。此外，還有研究支出的資本化，它直接減少了利潤，卻並不影響EVA，反而在未來可能因產品或服務創新而促進附加值的提高，其在當期及後期如何影響綜合考核得分？能否實現考核得分與負責人激勵性薪酬同步最大化?在傳統考核體制下「本能」而「全透明」的決策機制與預期效果(俗稱「閉著眼睛抓收入」)，現在已因兩個指標的並行作用高度復雜化了。如果作進一步引申(在中央企業或央企上市公司均已無可避免地面對)，任何關乎經營業務的戰略制定、戰略規劃與預算、經營、投融資以及業務整合等企業運作的各個環節，都將面臨著EVA「黑箱」(會計調整與資本成本扣減)的復雜評價問題，面臨著既定資源配置下的經營努力與綜合考核得分相背離的情況(其後果是央企負責人難以獲得最大化的激勵性薪酬)。的確，傳統管理模式將受到系統性、顛覆性的沖擊! 資本市場估值之惑資本市場追逐價值。最典型和最具理論性的方法，就是採用以資本市場(包括被評價股票的交易)風險測度(Beta系數)為基礎的現金流量貼現法[注2]，去評估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在私募融資的情況下)的價值。這種價值評估方法有兩個核心要素。一是對公司未來多期現金流量的預測。在該現金流量中，投資者(或潛在投資者)對公司的財務會計報表，採取了與國資委EVA考核細則規定驚人相似的方法！它們都不承認來自非主營或非經營性業務的收入和成本(從投資者的角度即從持續經營的角度看，有誰會相信那些臨時性、投機性的諸如炒股炒樓一類業務對一個製造業企業是持續性的業務呢？)；它們都極度重視企業在研發領域的投入(投行摩根斯坦利分析員窮追不舍地追問被投資公司經理對研究支出的界定，就是個著名的國際案例)，因為那代表該企業的發展前景和價值提升的永恆動力。二是對經過機構投資者「修正」的公司現金流量(恰如國資委提出的會計調整)，進行以目標公司(被價值評估的公司)、資本市場共同的風險測度(Beta)為基礎的資本成本測算(其結果性指標為現金流量貼現公式中，作為分母的資本成本率)，在此又發現一個令人吃驚的雷同——那個作為貼現率的「r」，即是國資委EVA細則中要求的(全部)資本成本率！只不過國資委在初期引入EVA概念時考慮到央企的接受程度，而暫時性(三年)地採用分類統一的全部資本成本率而已。需提醒注意的是，上述資本市場的評價方法與標准，是指一種成熟形態的資本市場環境，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現今的內地資本市場，情況就頗為微妙了。無獨有偶，中國的股票市場對上市公司的估值方法，流行的是傳統盈利性指標，即用每股收益率、投資回報率、市盈率等，而所有這些資本市場的「考核指標」都無外乎利潤指標的(稅後)變種。但同時，不少中外合資基金公司也在內部採用國際通行的價值評價方法，不過仍屬於「暗流」。換句話說，中國的股票市場也存在著央企現今面臨的雙重目標與標準的格局。只不過，由於國資委的推動和國家戰略的需要，央企方面價值指標和標准居於核心地位；而資本市場由於發展成熟度的限制，價值評價方法與標准仍在表面上居從屬地位。在這樣一個錯綜復雜、相互矛盾的雙重目標、雙重標準的環境中，央企上市公司既要面對源自國資委的上級母公司的考核(在這個戰場，價值略占優勢)，又要在資本市場面對投資者的評價(在這個戰場，盈利性指標處於相對優先地位)，發出「做央企難，做央企上市公司更難!」的感慨想必在情理之中。如何面對雙重大考 央企的上市公司較之非上市公司，在新考核體系下面對著更為復雜的局面。央企上市公司的管理模式必須做到「八面玲瓏」。首先，新考核標準的引入已引起對戰略、預算、經營、投融資、業務整合等一系列企業運作環節進行EVA評價或價值評價的需求，同時引發了著眼於盈利導向的(收入)規模與EVA為代表的價值這一雙重(戰略)目標契合度評價的需求。從戰略到業務整合的企業運作的各個環節，任何一項或多項決策引起的業務流，通過預測或虛擬財務報表，將信息傳導至利潤指標、分類指標與EVA會計調整的「黑箱」之中。經過會計調整與下方框圖的資本成本計算，計算出預測或模擬的EVA(即價值評價)；在此基礎上，再通過各考核指標的計分、指標間得分的比較，確定哪種方案下考核總得分達到最大(即規模與價值雙重目標的契合度評價)，並最終選擇那個或那些導致綜合考核得分最大化的方案。至此，通過建立新業績考核體系下的EVA(價值)評價、盈利或規模與價值契合度評價的雙層系統，國資委的新考核方案才算落到了可行性與可操作性的「實處」。目前，由上海國資委與北大縱橫研發的《EVA測算、評價與分析信息系統》及其相關成套評價模型，已在上海、深圳國資委EVA咨詢項目中為多家直管企業進行了有效測算與評價。然而，對央企上市公司來說，任務還沒完成，還需再建立一個資本市場的「第三層次」或更為綜合的評價系統。
『柒』 中國玻璃行業重點上市公司有哪幾家對於中國玻璃行業如何應對金融危機有什麼好的建議
中國玻璃行業重點上市公司:
中國玻纖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南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洛陽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山東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島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耀華皮爾金頓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玻璃行業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外玻璃生產技術和設備供應商、玻璃產品生產商紛紛進入中國，給中國玻璃行業帶來大量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了中國玻璃行業的快速發展。30年來，中國玻璃工業的工藝技術和裝備水平取得了革命性突破，創造發明了具有中國特色和自主知識產權的浮法玻璃生產工藝；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玻璃工業的技術結構、規模結構和產品結構都發生了質的飛躍；生產規模、產品品種質量等方面都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金融海嘯導致世界整體經濟步入調整周期，但國內經濟受到出口需求下降等影響已經開始出現減緩的跡象。2008年，國家先後發布了有關玻璃行業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文件。這些文件的貫徹實施，將對行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和控制產能過快增長起到有效調控作用，同時對技術實力強、產品質量優的大型骨幹企業，也將創造難得的發展機遇。
中投顧問2009-2012年中國玻璃行業投資分析及前景預測報告
『捌』 上市公司應對股東們應該付什麼責任
股權確認，股權行使。
『玖』 民營上市公司債務違約頻現該怎麼解決
近一段時間以來，債券市場信用風險加速暴露，一些民營上市公司或持有上市公司的集團接連出現債券違約，引發了市場的擔憂。業內人士認為，這些債務違約，體現出金融與政府債務雙重監管大背景下，一些企業自身經營和財務控制能力出現了問題，債券市場的風險整體仍然可控。
而在稍早之前，則出現了企業發債10億元幾乎全部流標的情況。5月21日，東方園林發布公告稱，公司公開發行不超過15億元的債券已經獲批，原本計劃發行的10億元公司債券，實際發行規模僅0.5億元。業內人士認為，在信用收縮的大環境下，資質較差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和部分城投平台再融資壓力進一步加大，這可能將繼續加快相關信用風險的暴露。
WIND統計數據顯示，自2018年以來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已經發生至少19起債券違約事件，涉及發行主體11家，合計債券余額為176.04億元。除此前的春和集團、大連機床、丹東港、億陽集團外，新增違約主體5家，分別為上海華信、富貴鳥、凱迪生態、神霧環保和中安消。與2016年不同的是，本輪違約多集中在民營上市公司、其中包括一些較知名的上市公司，因此引發了市場對風險蔓延的擔憂。
中金公司認為，本次「違約潮」並非事出偶然，本輪債務違約加速受去年底來融資環境收緊所驅動，尤其是資管新規出台後銀行非標資產快速回表為地方政府與民企的資金鏈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同時，多項去杠桿宏觀政策疊加，包括財政支出放緩、地方政府融資及基建投資監管趨嚴，表內信貸額度偏緊等，也加劇了企業融資的壓力。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對記者表示，這一情況的發生，主要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產業調整所致。由於中國經濟區域發展差異較大，違約的企業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形勢相對較差的地區。從行業來看，違約事件主要集中在一些面臨較大行業分化和環保壓力的傳統產業。
上市公司發債熱情高漲
Wind統計顯示，今年以來上市公司信用債發行規模已達4465.34億元，而去年同期僅為979.41億元，增幅高達355.92%。大幅攀升背後，上市公司償債壓力進一步提升。截至目前，A股上市公司存量信用債規模已達28188.96億元。其中，年內償債規模將達5436.61億元。即使扣除年內發行的短融，償債規模仍達3666.11億元。
從行業分布來看，按照細分行業分類，房地產發債規模最高，達到了864.9億元，緊隨其後的是電力能源行業，達到了831.9億元，采礦行業發債規模也達到了215億元。這三類行業發債規模占上市公司發債總量的比例達42.81%。Wind統計顯示，在年內上市公司債券到期情況方面，包含多個細分行業的製造業到期債券規模為1761億元，其次為電力能源行業，到期規模為822.6億元，房地產行業為717.86億元。
東方金誠評級公司首席分析師蘇莉認為，強監管下發生的信用收縮對債券發行人構成了一定的挑戰，融資成本和再融資難度有了較大的提升，尤其是對「借新還舊」過度依賴的企業沖擊較大。具體來說，部分負債高企、盈利能力出現顯著下降的民營企業或較為邊緣化的國企，尤其是處於產能過剩領域企業或成為信用風險暴露的集中區；部分面臨債券到期和回售壓力的房地產企業，在再融資難度明顯上升的情況下，也有可能出現新的違約主體。
另一方面，公開信息顯示，年報公布後，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正在受到交易所的高度關注。以飛樂音響為例，5月18日，上交所對其下發2017年年度報告的事後審核問詢函，問詢函要求該公司結合業務構成、資金使用安排、經營情況，說明報告期資產負債率大幅上升的原因，並要求上市公司結合短期借款規模、流動資金等，分析公司的短期償債能力、是否存在短期償債風險以及應對措施。
債券市場信用風險整體可控
盡管債券違約事件時有發生，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債券市場的信用風險仍然整體可控。李迅雷強調，從違約金額來看，信用債違約金額比例還不到1%，大概只有0.4%、0.5%左右，遠遠低於目前銀行的壞賬水平，在一個正常的范圍內。李迅雷表示，從金融監管角度來講，要打破剛性兌付，所以不排除接下來還有不少公司出現違約。他指出，應當要有防範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意識，做好預期引導。
中信證券則認為，近期頻繁爆發的信用風險事件，各家主體違約的導火索和根源有所不同，其風險的積聚與爆發不在貨幣政策或流動性環境，而在於自身經營和財務控制能力。在穩杠桿和防風險目標下，預計原有風險處置將更加溫和，防範新風險積聚。未來信用風險總體會更為緩和，但結構上低評級主體仍然面臨一定風險。
中金公司建議，在政策層面，要遏制風險蔓延，短期內需要提供必要的流動性支持及較穩定的政策預期，保持社融增速環比在一個較合理的水平有助於穩定總體融資條件及總需求，同時盡快頒布資管新規的執行細則及過渡期的安排也有助於「非標」資產有序退出，降低「踩踏」風險。中長期制度建設方面，金融去杠桿不能「單兵突進」，平穩去杠桿需要財稅體制改革及低質量信用資產平穩退出機制等方面的配合。
蘇莉認為，近期及後續可能出現的違約案例是我國信用債市場去除剛性兌付面紗之後呈現的信用風險本來狀態，信用風險的還原和釋放將促使信用債市場回歸信用風險定價的本源，引導投資者理性平衡信用風險與收益，有助於消除系統性風險的隱患。不過，在相對集中暴露信用風險的階段，也需要避免金融機構集體非理性和踩踏效應導致風險傳染性加劇。建議債券市場投資者提升信用風險識別和組合管理能力，對債券風險的暴露制定應對預案，冷靜應對信用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