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影响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有哪些
影响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因素：
1．本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如果一国是小国，那么它就较适宜采用固定性较高的汇率制度，因为这种国家一般与少数几个大国的贸易依存度较高，汇率的浮动会给它的国际贸易带来不便；同时，小国经济内部价格调整的成本较低。相反，如果一国是大国，则一般以实行浮动性较强的汇率制度为宜，因为大国的对外贸易多元化，很难选择一种基准货币实施固定汇率；同时，大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成本较高，并倾向于追求独立的经济政策。
2．特定的政策目的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固定汇率有利于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在政府面临着高通胀问题时，如果采用浮动汇率制往往会产生恶性循环。例如，本国高通胀使本国货币不断贬值，本国货币贬值通过成本机制、收入工资机制等因素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本国的通货膨胀。而在固定汇率制下，政府政策的可信性增强，在此基础上的宏观政策调整比较容易收到效果。又如，一国为防止从外国输入通货膨胀而往往选择浮动汇率政策，因为浮动汇率制下一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权较强，从而赋予了一国抵御通货膨胀于国门之外、同时选择适合本国的通胀率的权利。可见，政策意图在汇率制度选择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再例如，出口导向型与进口替代型国家对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
3．地区性经济合作情况
一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情况也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当两国存在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时，两国间货币保持固定汇率比较有利于相互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区域内的各个同家，其经济往来的特点往往对它们的汇率制度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4．国际国内经济条件的制约
一国在选择汇率制度时还必须考虑国际条件的制约。例如，在国际资金流动数量非常庞大的背景下。对于一国内部金融市场与外界联系非常紧密的国家来说，如果本国对汇率市场干预的实力因各种条件限制而不是非常强的话，那么采用固定性较强的汇率制度的难度无疑是相当大的。
以上是一国在选择汇率制度时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许多结论在理论界也是存在诸多争议的，因此我们在这里的介绍只是初步的。
❷ 如何选择汇率制度
Fischer（2001）将以上的汇率安排归纳为三组：“硬”的钉住制（包括1和2，共有47个成员），中间汇率制度（包括3—6，有59个成员），和浮动汇率制度（包括7和8，有78个成员）。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到2001年3月底，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这其中大多是发展中经济，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Fischer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硬”的钉住制和浮动汇率制在比例上超过“软”钉住制，中间汇率制度正在逐步消失（见图1，在1991年实行硬钉住制的国家有25个，占16％，而到1999年则上升到45个国家，占24％；同样，在1991年，实行中间汇率制的国家有98个，比例为62％，而到1999年数目下降到63个国家，比例为34％；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数量在1991年为36个，比例为23％，到1999年的数量则为77国，占42％）。他预期“两极论”将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而在硬钉住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的选择则根据经济体的特征，特别是他们的通货膨胀历史而定。硬的钉住制对于有长期的货币不稳定历史的经济体或者对在资本与经常帐户交易几乎与其它经济体实现了一体化的经济体适用。Summers（2000）的研究也发现最近的货币危机的根源不是财政赤字和经常帐户危机，而是银行和金融部门严重的脆弱性和短期资本的流入。他指出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他认为选择正确的汇率制度就意味着“从可调整的钉住汇率这样的中间汇率向两极汇率制度（浮动和固定汇率制），如果必要的话可通过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来支持”。
但也有人反对以上的“两极论”观点，因为两极论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分类标准来进行研究的，但是基金组织的分类方法，特别是1998年以前的分类方法，可能只简单的反映了成员国汇报的法定汇率制度。然而，基于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实际运行的事实上的汇率制度可能更准确。一些经济学家就是根据事实上的汇率制度研究来反对“两极论”的。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据汇率波动率（以一年中名义汇率平均每月的绝对变动百分比计算）、汇率变动的标准差（以汇率每月变动率的标准差计算）、以及外汇储备的波动率（以国际储备相对前一月的货币基础的每月平均变动率计算）这三个宏观经济变量，将经济中的汇率制度分为四类：浮动汇率制、中间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和其他汇率制。这一分类方法又称为LYS分类方法。按照他们的分析，归为“中间汇率制度”的经济体的数量仍然超过所有经济体的四分之一。Masson（2001）还指出中间汇率制度还将继续构成实际汇率制度一个可观的部分。另外，Frankel（1999）也强调，两极汇率并不是对所有国家普遍适用的，它只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些国家适用。
❸ 影响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1．本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如果一国是小国，那么它就较适宜采用固定性较高的汇率制度，因为这种国家一般与少数几个大国的贸易依存度较高，汇率的浮动会给它的国际贸易带来不便；同时，小国经济内部价格调整的成本较低。相反，如果一国是大国，则一般以实行浮动性较强的汇率制度为宜，因为大国的对外贸易多元化，很难选择一种基准货币实施固定汇率；同时，大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成本较高，并倾向于追求独立的经济政策。
2．特定的政策目的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就是固定汇率有利于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在政府面临着高通胀问题时，如果采用浮动汇率制往往会产生恶性循环。例如，本国高通胀使本国货币不断贬值，本国货币贬值通过成本机制、收入工资机制等因素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本国的通货膨胀。而在固定汇率制下，政府政策的可信性增强，在此基础上的宏观政策调整比较容易收到效果。又如，一国为防止从外国输入通货膨胀而往往选择浮动汇率政策，因为浮动汇率制下一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权较强，从而赋予了一国抵御通货膨胀于国门之外、同时选择适合本国的通胀率的权利。可见，政策意图在汇率制度选择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再例如，出口导向型与进口替代型国家对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
3．地区性经济合作情况
一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情况也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当两国存在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时，两国间货币保持固定汇率比较有利于相互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区域内的各个同家，其经济往来的特点往往对它们的汇率制度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4．国际国内经济条件的制约
一国在选择汇率制度时还必须考虑国际条件的制约。例如，在国际资金流动数量非常庞大的背景下。对于一国内部金融市场与外界联系非常紧密的国家来说，如果本国对汇率市场干预的实力因各种条件限制而不是非常强的话，那么采用固定性较强的汇率制度的难度无疑是相当大的。
以上是一国在选择汇率制度时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许多结论在理论界也是存在诸多争议的，因此我们在这里的介绍只是初步的。
❹ 什么叫中间汇率制度哪些理论可以说明中间制度消亡论
中间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关系的实证研究
朱孟楠 林莹 喻海燕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的危机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即危机越来越多地爆发在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且投机攻击也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是否中间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本文尝试通过一些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来研究这一问题,以期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深度改革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的危机(包括综合性金融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汇率制度危机等各种类型和程度的危机)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特点,即危机越来越多地爆发在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且投机攻击也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所谓的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9年对其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分类体系进行重新调整后产生的概念范畴,是指处于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和完全自由浮动汇率之间的各种层次的汇率制度,.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数所占比例也有缩小的趋势,而实行角点汇率制度(除了中间汇率制度之外的汇率制度)国家比例则越来越高.
理论来自于实践,相应地,理论界也产生一个全新的理论——"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The hypothesis of the vanishing 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该理论认为在资本流动性日益增长的经济中,一国实行的汇率制度将不得不在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和完全自由流动汇率制度之间做出选择,任何形式的中间汇率制度都是不可持续的.虽然该理论的论点有偏激之嫌,也因此产生了很多反对观点,但关于这方面的探讨正在取代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劣之争而成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
尽管国际学术界关于"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方兴未艾,但对"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的理论基础问题仍未有定论,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这一论断的提出至少表明了中间汇率制度和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由此导致中间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遭到质疑,也才有"消失"之说.目前理论界关于"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的理论探讨较少有对它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做出较全面,系统论述的,而笔者则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是有很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的.就我国而言,正在实行的汇率制度就是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此,在不断开放的经济,金融背景下,探讨中间汇率制度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对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与转换,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以及任何采取策略防范于未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中间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选择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产生的年代,本研究的样本期设定为1990—2001年.样本国家仅限于已经或者正在融入资本流动日益加剧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发达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具体有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及,印度尼西亚,意大利,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菲律宾,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英国,美国,乌拉圭这20个国家.
我们选取三类变量:宏观经济变量,金融变量和虚拟变量.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增长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中央政府赤字与GDP之比,金融变量包括M2与外汇储备之比,私人部门信贷与GDP之比,银行流动储备与银行资产之比,国内信贷的增长率,此外,我们引入虚拟变量——汇率制度的选择,即当汇率制度是中间汇率制度时变量值为1,当它是角点汇率制度时变量值为0.样本变量数据来源是IMF的国际金融统计.
(二)模型的选择
本文借鉴Demirgüc和Detragiache(1998)在研究银行危机时的方法,使用多变量logit模型研究汇率制度的选择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具体而言,本研究将汇率制度的选择以虚拟变量的形式作为解释变量之一,通过模型得出其对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这一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
在样本观察期的每个时间段(每年)内,一个国家的危机状态有两种可能:存在金融危机或不存在金融危机.则危机这一被解释变量为一个二元变量,设以代表国家在年份的危机状态:当危机存在时,取值为1,其概率为;当危机不存在时,取值为0,其概率为.设为解释变量,它是一个维向量,代表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在某一特定时段的金融危机产生影响的一组变量.是对应解释变量的系数向量,它的值由模型回归确定.是概率分布函数.
根据logit函数的定义,可得的概率分布为
(1)
其似然函数为
(2) 设,则可以表示为
(3)
将其代入似然函数,得
(4)
对(3.4)式两边取对数,得
(5)
使用logit估计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系数向量的估计值.但是,并非是它所对应的解释变量的弹性.只是的正负号说明被解释变量的发生的概率变化的方向.既如果为正值,则解释变量与危机发生概率呈同方向变动;如果为负值,则该解释变量与危机发生的概率呈反方向变动.
由于危机发生期间各经济变量并非是独立的,当危机发生时,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会增加,因此,这会影响到模型的回归结果.考虑到这一点,本研究的样本剔除了危机持续期间的样本点,只保留了危机发生前的年份,危机爆发的年份和危机结束后的年份的样本,以此削弱危机本身对模型回归结果的干扰.
(三)研究过程及结果
先对所有的九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由EQ1表示,再对其中的几个宏观经济变量和虚拟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为EQ2,然后对金融变量和虚拟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为EQ3.最后在此基础上,选出统计检验显著性较好的变量,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为EQ4.表1列出了对九个经济变量的几个回归结果.
在几个方程中,解释变量"汇率制度"都以90%或95%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汇率制度的选择对危机发生概率存在影响.
在比较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时,通常使用的参数是AIC(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根据"最小AIC法则"——AIC值较小的模型回归效果较好.表3.1所示的多个模型回归结果中EQ4的效果最好,这是由于该模型的解释变量选择是建立在其他回归模型结果基础上的.使用EQ4对在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中间汇率制度与角点汇率制度引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做研究,结果显示,中间汇率制度下诱发金融危机的概率为11.52%,远远大于角点汇率制度的1.17%.
表1 logit模型研究结果
EQ1
EQ2
EQ3
EQ4
宏观经济变量
GDP增长率
-0.184877**
-0.149640*
-0.159432*
(0.0242)
(0.0625)
(0.0656)
实际利率
-0.013369***
-0.010129***
-0.012098***
(0.0023)
(0.0001)
(0.0013)
通货膨胀率
0.015943^
0.00375
(0.1816)
(0.6711)
中央政府赤字与GDP之比
0.145525*
0.026868**
0.032395**
(0.0548)
(0.022)
(0.0179)
金融变量
M2与外汇储备之比
-0.0079887*
-0.045964
(0.0991)
(0.2489)
私人部门信贷与GDP之比
-0.112009^
0.01062
(0.1484)
(0.3967)
银行流动储备与银行资产之比
-12.29622**
-5.050808
-4.514626^
(0.0379)
(0.2538)
(0.1756)
国内信贷的增长率
1.341618
0.054941
(0.2002)
(0.6017)
虚拟变量
汇率制度
2.340511*
2.096929*
1.980507*
2.379285**
(0.0527)
(0.0614)
(0.0781)
(0.0336)
AIC
0.598474
0.592889
0.631794
0.586634
注:单元格中的数字是回归中各解释变量所对应的系数,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它的概率度.
用^,*,**和***四种符号表示解释变量通过了显著性分别为0.80,0.90,0.95和0.99的统计检验.
三,中间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关系的理论分析
实证的结果表明中间汇率制度的确比角点汇率制度更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
(一)中间汇率制度的隐含担保(Implicit assurance)易诱发金融道德风险
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一般是指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泛指信息优势方)受自利本能的驱使,利用制度漏洞和拥有的信息优势,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泛指信息劣势方)或其他代理人的效用所带来的风险.金融道德风险就是指资金融通过程中,由于代理人的投机败德行为,而使委托人金融资产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根据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金融体系中的道德风险是一个具有以下性质的问题:银行拥有有限债务,市场对于银行承担的风险具有不对称信息,当银行陷入困境时有一定的获救概率.根据这一定义,在所有金融系统中或多或少都存在道德风险问题.金融体系道德风险中,银行是金融风险的最主要发生源.在当局监管不力或政府为银行提供明确或隐含担保的情况下,银行就会缺少实行充足风险管理的激励,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会为了追逐利润而去冒极大的风险,比如银行会在超过资本许可和自身经营能力的范围之外过度借贷,以争夺国内市场份额,并导致自身资产质量下降等问题.一旦资本流动方向逆转,就可能发生严重的金融问题,甚至危机.
在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承诺维护汇率的一个特定价值或者把汇率稳定在一个小范围之内.实际上政府就向市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政府有决心,有能力维持中间汇率制度,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即相当于为汇率稳定提供了一个隐含担保.隐含担保是孳生道德风险的源头之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几个国家的情况就是很好的例子,Krugman(1998)就说过,"虽然金融机构的债权人并没有来自政府的显性担保.然而,媒体报道确实暗示了大多数对泰国财务公司,韩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那些人相信他们会受风险保护,这些机构所有人与政府很强的政治关系的也加深了这种印象." 银行,公众等金融市场借款人预期到政府将会维持汇率不变或沿着其公布的方式小幅变动,这就降低了他们对冲其外币敞口头寸(Foreign exposure)的激励,相反却增加了他们进行有风险投资的激励,使得大量外汇头寸暴露在汇率变动的风险中.同时,由于银行借贷的是不对冲的外债,为了减小不确定性的发生,外国贷款人多是贷给其短期债务,一些原来的长期项目不得不靠短期贷款提供资金来源,使经济,金融体系更加不稳定.
事实的情况正是如此. 在20世纪90年代的几次金融危机中,银行都没有完全对冲其外汇风险,以至于在危机发生时许多银行破产,导致了银行—货币双生危机(Twin crises).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当时在东南亚几国中与其他成熟市场国家相比的较低的汇率波动率(见表2)使投资者相信当局会对汇率风险进行担保,结果是导致大量的短期外国资本通过银行体系的中介流入国内,而银行等借款人则没有激励去对冲外币借贷(见表3).此时,一旦某个危机信号闪现(比如短期债务的激增等),投资者认为该国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汇率可能会下跌,就会用本币兑换外汇储备直至政府放弃中间汇率制度,结果是汇率贬值,银行本币收入无法偿还其外币债务,只能宣布破产,同时也激活了政府对外国债权人的义务,使政府陷入债务困境之中.
不仅银行如此,企业和个人的也存在同样的状况,在中间汇率制度下,他们也没有动机完全对冲其借贷外债的汇率风险.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在印度尼西亚,许多公司直接从离岸市场贷款,他们的不对冲头寸使得向其提供本币贷款的国内银行遭受了巨大的信贷风险.表4显示了1996年一些亚洲国家的债务状况,可见这些国家外国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相当高,其中短期外债的比例还普遍高于长期外债的比重.
❺ 汇率选择理论分析中国目前应选择怎么样的汇率制度
那么，一国如何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同于国际汇率体系的选择。相对国际经济体系而言最优的汇率制度，并不总是适合某国某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即并不一定是最优的。但是要确定一国较合适的汇率制度，不得不考虑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包括国际货币体系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汇率制度、调节机制、资本流动甚至不同的政治体制等因素。同时，如前所述，既然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固定、浮动汇率制度都不能完全避免危机的冲击，那么在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中，具体如何选择，或者说，应注意些什么？ （一）寻找最优货币区实际上，只要允许国际间的交易，则两个市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相互作用，即不论采取何种汇率制度，经济周期的相互传递不可避免，只是传递的方式不同而已。传递的程度取决于各经济体的特征（以不同的弹性表现，大国与小国又有明显的区别），由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也不尽相同。换句话说，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只是在选择与外部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传递方式而已。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在《资本流动和国家相对大小》一文中，在一个世界的模型分析中，证实了在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下（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本国和世界的影响。证明在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的效果并没有完全丧失，而是传递到了国外；在浮动汇率下，财政政策的效果并没有丧失，而是传递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二）大国、小国与发达、发展中国家的不同选择一国的经济特征，首先是大国与小国的区别。汇率作为国家之间的货币比率，当一个国家没有对外经济联系时，汇率就没有意义，这时任何汇率制度都没有区别。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必然是基于一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一定的经济联系基础之上的。同样，这个时候所谓的大国、小国，也与一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密切相关。在闭关锁国（或严格控制与世界的经济联系）的情况下，即使是像中国一样的大国，在这里也不能认为是一个大国。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的波动对世界无足轻重，世界经济的波动对中国来说也是微不足道。因此，这里的大国、小国，既与一国的经济规模、经济的多样性有关，也与一国对外开放程度、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有关。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于大国和小国，具有不同的意义。以上的讨论都以小国为基础，即本国的宏观政策、经济行为不会对世界经济、货币环境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对于像美国、欧盟，甚至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其一举一动都将对世界经济带来影响。类似于完全竞争的模型已不能提供足够的分析线索，这些大国对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与世界之间的互动。（三）资本账户管制是对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以上分析，原则上是建立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基础之上的。实际经济生活中，一国可以通过资本账户管理这种“计划经济”手段，来调节两个国家货币、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并从数量管理上作为汇率这一价格机制的一种补充。或者说，资本账户管制规定了两国在哪些金融市场将相互融合，哪些市场将相互分割（或不完全分割），从而规定了汇率波动所反映的市场范围。资本账户的管制状况，是一国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影响着最优货币区的选择。 （四）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谁主沉浮历史上，单个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也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影响汇率制度的最终表现，不仅仅是汇率制度本身的差别，它还与政治环境、国际资本流动有关，与国内的经济表现、宏观调控目标、监管措施甚至金融微观结构有关。说到底，汇率制度是从属于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其作用发挥的优劣结果也是整个货币体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单纯从一国汇率制度判断其最后结果的优劣，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国际汇率制度的演变本身，相当程度上只是国际政治环境、资本流动，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演进和国家间竞争的一个反映。由于存在网络效应，在汇率制度具体形式的选择上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但需要解决的矛盾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五）中间汇率制度是对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的扬弃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汇率，除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外，还存在大量介于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间的各种中间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本质上是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一种组合，在某种条件下使用所钉住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其他条件下则允许本国采取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巴里·艾肯格林（1994）、奥伯斯费尔德和罗格夫 （1995）等依据资本高度流动使得汇率承诺变得日益脆弱分析，提出了“两极论”或“中间空洞论”汇率制度假说。“两极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要么是固定汇率，要么是浮动汇率，没有中间汇率可以选择。如奥伯斯费尔德和罗格夫认为，“形成和保持信誉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像欧洲货币体系（EMS）那样的宽幅汇率目标区也面临投机攻击，因而浮动汇率与共同货币之间的中间汇率制度不再是合意的。” （六）不能忽视汇率制度转换过程本身的重要性最后想指出的是，汇率制度选择是否合理，有否风险，不仅仅是被选的汇率制度本身，还涉及到从被选前的汇率制度向被选汇率制度这一转换过程本身。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汇率制度频繁变动（见表4-9）。1975~1999年各国汇率制度变动次数合计高达310次之多。其中，退出次数最多的就是单一货币钉住制度，而同时转换到这一制度的为39次；进入合计次数最多的就是任意干预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达107次，而同时转换出这一制度的为82次。从每种汇率制度实际采用的时间看，严格钉住制度的久期最长，均值为14.9年，中值为23年；单一货币钉住和货币篮子钉住的久期次之，均值为9~10年，中值为6~8年；浮动汇率制度的久期最短，均值为4~6年，中值为2~4年。这表明，一是汇率制度转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会一劳永逸。当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因素发生变化时，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重新面临选择。即汇率制度的选择不是一个静态问题，而是一个动态转换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起码这一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的国际汇率体系历史性特征，即使因美国2008年引致了全球危机，但全球都在探索国际体系重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这一历史性特征仍不会消失。二是一国汇率制度往往不是一次性转换到位，而是需要多次的反复和转轨。
❻ 汇率超调理论的汇率超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县一级的基层单位构成了我国的经济基础。因此，我国商品市场仍然是一个分割程度相当高的市场，分割走向统一需要较长的历程。在分割的市场中，信息的流动不是充分的，且是有成本的，一价定律不成立。这样商品价格的调整速度就具有更大的滞后性和迟缓性。而我国的金融市场,其生成和发育是一个全新的过程，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引进先进技术设施的基础上更易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目前，中国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竞价的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虽然整个市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规范发展，还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但信息的流动相对充分，且成本较小，一价定律基本满足，价格的调整也就相当迅速。所以，在统一市场中资产价格的调整速度要大于商品市场价格的调整速度，可能产生汇率超调。
当前我国与美国还存在一定的利差，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供给持续增加，市场预期人民币将保持小幅升值 。国内金融市场为套利资本流入所提供的风险报酬是本、外币利差扣除汇率预期变动的那部分，导致了“国际热钱”的大量流入。随着热钱的内流，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给进一步增加，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我国的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利率尚未市场化，而人民币升值会给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中央银行采取措施进行抑制，致使人民币汇率对外汇供需的变化缺乏弹性。因此，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在瞬间实现充分的升值以令市场形成对人民币汇率将要贬值的预期，来抵消国内利率水平上升所形成的风险报酬。
汇率超调模型说明，均衡汇率的形成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和升值幅度的讨论同样可以认为升值幅度可以由购买力平价理论来决定。从长期看,均衡汇率的决定取决于相对经济实力。而我国GDP 虽然稳步增长，但国情决定我国的经济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因此，由人民币随预期浮动升值为时尚早。可见，多恩布什的标准汇率超调理论并不能解释人民币汇率目前的情况。但其揭示的汇率超调并不是源于市场中的群体效应，而是由于国内商品市场的价格粘性在当今社会的存在。因此在我们探讨人民币汇率变动时，多恩布什关于汇率超调和商品市场价格粘性，资本市场价格弹性的思想仍然在起作用，并且对我国如何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中短期应对策略：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既非完全意义上的固定汇率制，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浮动汇率制,而是政府根据市场变动状况相机抉择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种机制虽考虑了市场因素，但最终决定汇率的过程非常复杂。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其根本目的在于更为市场化的形成机制。
1、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2、逐步过渡到自由结售汇制
3、慎重处理好各种关系
4、稳定市场环境
5、健全金融体系
长期规划：一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二是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
❼ 论述汇率制度选择与开放宏观均衡的相关关系。
第一，不同汇率制度下对外经济失衡的表现不同。固定汇率制下，货币当局有义务维护本币的对外价值，在国际收支失衡时必然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因为外汇储备金额变动影响了基础货币投放。如果不进行货币冲销，则在国际收支顺差时，随着外汇储备增加而推动本国LM曲线向右移动，在国际收支逆差时，随着外汇储备减少而使IM曲线左移。浮动汇率制下，国际收支顺差时本币对外升值，因为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则随着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使IS曲线和BP曲线都向左移动。国际收支逆差时本币对外贬值，具有奖出限入的作用，则随着贸易逆差改善而同时推动IS曲线和BP曲线右移。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具有不同效应。实行浮动汇率制，自然比固定汇率制增加了汇率政策这一工具。此外，固定汇率制下，如果以货币政策追求内部均衡目标，在不进行货币冲销的情况下，外部经济状态的改变将通过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而迫使LM曲线回移，且跨国资本流动程度越高，货币政策失效得越快；如果以财政政策追求内部均衡目标，则会由于LM曲线的相应移动而使之政策效果增强，且跨国资本流动程度越高，财政政策的产出放大机制越强。相反，浮动汇率制下，随着跨国资本流动程度提高，财政政策失效越快，货币政策的产出放大机制越强
❽ 一国如何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
汇率制度又称汇率安排(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指各国或国际社会对于确定、维持、调整与管理汇率的原则、方法、方式和机构等所作出的系统规定。传统上，按照汇率变动的幅度，汇率制度被分为两大类型：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
每个国家制定或汇率制度，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这需要充分结合本国的基本国情来制定，在选择汇率制度时，通常会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如果贸易占GNP份额很大，那么货币不稳定的成本就会很高，最好采用固定汇率制度。
第二，通货膨胀率。如果一国的通货膨胀率比其贸易伙伴高，那么它的汇率必须浮动，以防止它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如果通货膨胀的差异适度，那么最好选用固定汇率制度。
第三，劳动力市场弹性。工资越是具有刚性，就越需要选择浮动汇率制，以利于经济更好的对外部冲击做出反应。
第四，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选择自由浮动制度时不明智的，因为少量的外币交易就会引发市场行情的剧烈动荡。
第五，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中央银行的声望越差，采用盯住汇率制来建立控制通货膨胀信心的情况就越普遍。固定汇率制帮助拉丁美洲经济减缓了通货膨胀。
第六，资本流动性。一国经济对国际资本越开放，保持固定汇率制就越难，就越倾向于采用浮动汇率制。
❾ 结合影响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趋势。 这是一个论述题，麻烦您了
第一，一般认为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不太适用浮动汇率制，而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则较适宜采用浮动汇率制；
第二，通常认为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国家适宜采用固定汇率制，而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国家适宜采用浮动汇率制；
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一国已经放松了对国际资本流入、流出本国的限制，而且货币当局手中没有掌握足够的外汇储备数量，则适宜采用浮动汇率制，反之，则适宜采用固定汇率制。
（2）1994年，我国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我国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加了汇率弹性。
（3）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深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确立的汇率制度改革目标是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汇率制度改革中应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