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民国到现在存在的家族企业
2006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民国“四大家族”的后人聚首上海。
一个甲子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权倾一时；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陈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们来自“四大家族”,却刻意回避“豪门”背景。对于先人功过的种种争议,他们也坦然处之。
时过境迁，这些家族的后人，如今对那些历史人物的回忆常常只是衣香鬓影；可喜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资料浮出水面,神秘的历史正逐渐丰富与充实。
宋家——故纸堆中还原历史
“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上海,这座城市曾是我的家族生活的地方。尽管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先生是海南人，但在上海，在他出生的这座大都市，他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很有能力的金融家和政治家之一。我很感动,今天能有这么多全世界知名学者,在上海济济一堂,讨论宋子文先生。”2006年6月19日,身材高大的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用英语为“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致开场白。
宋子文的9个外孙中只有冯英祥与兄弟冯英翰住在美国，他们的其他表兄弟住在香港和菲律宾，故而孙辈中，冯英祥与宋子文最为亲密，他从小跟外祖父宋子文生活，直至14岁。每逢放暑假，冯英祥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在纽约的生活很简单，他吃的东西、用的车子都非常一般。外祖父的生活很有规律，喜欢早起，吃完早饭后他就直接去办公室。他很喜欢散步，通常午餐以后散步一小时，外祖父不多的娱乐方式是与他的朋友一起打扑克牌。”
像普天下所有的外祖父疼爱外孙那样，宋子文非常疼爱冯英祥。让冯英祥印象深刻的是，10岁那年，有次他放学回家，感觉到有几个外国男孩一路尾随并盯着他的钱包，被吓坏了的冯英祥奔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刚好是外祖父宋子文接听。“外祖父叫我不要动。5分钟之内，他就带着秘书开车匆匆赶来，他居然还带了一把枪，而且已经上了膛，准备来救我！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西装革履的冯英祥做了个手枪瞄准的手势，笑声爽朗，神态如同调皮小男孩。
1975年,冯英祥就读于宾州大学时,外祖父宋子文业已辞世,那时的冯英祥开始对外祖父的历史感兴趣。他攻读了政治学,“选择政治学也许是受外祖父的影响”。目前,冯英祥在瑞士信贷银行从事管理,与父亲冯彦达一样,他选择的事业是与银行相关的理财投资规划。
他从未看重自己来自一个像宋家这样的家庭。“经过五六十年后,在美国的企业界,很少有人注意到我来自宋家,更重要的是要靠个人后天的努力。”
关于宋子文富可敌国的猜测曾经让这个家庭的后代备受压力。但在冯英祥看来,外祖父宋子文生前很沉默,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关于财产的事情,他的遗产是一些美国股票，让所有的孩子平分。
冯英祥强调,与外界传言不同,外祖父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感情非常好,兄妹间有很多通信。“即便1949年以后外祖父宋子文在美国，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台湾,他们晚年身体不好时,宋子文会积极帮他们找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物,并把医生送到台湾让他们替蒋介石看病；宋美龄每次到纽约，哥哥宋子文也会替妹妹找当地最好的医生。”
身处异乡的宋子文生前仍然期盼叶落归根,“他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在纽约时也曾向很多美国政要询问是否有回到中国大陆的可能性,但最终未能如愿。”冯英祥喟叹。
就在今年6月18日,冯英祥带着儿子去了宋家故居,这是他第三次来上海,“我不能想像宋家居然曾有那么大的花园,我不能想像我的外祖父以前住那么大的房子,他后来在纽约住的房子大概是上海房子的五分之一都不到。”
“我常常鼓励我的两个儿子,让他们了解祖先过去所做过的事情,我希望他们对宋家历史多了解一些。”冯英祥的两个儿子看来彬彬有礼,21岁的长子冯永康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就读，18岁的小儿子冯永健在宾州大学就读。
孔家——乌衣巷口夕阳斜
自从宋美龄病逝后,孔令仪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最为年长的长辈。孔令仪在美国的住宅坐落于纽约曼哈顿区最贵地段第五大道,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住在同一条街。
孔令仪的先生黄雄盛今年88岁,是东北人,老先生喜欢穿西装、打领带,待人处事很有分寸,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写信时每个字都规规矩矩。以前是空军上校的黄雄盛先生曾在美国受训、开轰炸机，担任过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年轻时当然很英俊健康,看得出来大小姐很喜欢他,他对孔令仪也很体贴,比如在令仪入座前他会很绅士地摆正座椅。
从1945年之后,孔令仪几乎都在美国生活。孔令仪是基督徒,不热衷社交,为人低调且遵守中国人固有的礼节。
孔令仪说父亲孔祥熙很喜欢吃面，她也曾提到小姨丈蒋介石。曾经有5年时间,在金陵女子附属中学读书的孔令仪跟蒋介石夫妇住在南京官邸,她觉得蒋介石很爱护她,北伐时蒋介石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在孔令仪15岁生日时,蒋介石将《告全国同胞书》的原本送给孔令仪,并题了孔令仪的名字,现在还挂在孔令仪的书房里。
1967年,孔令仪88岁的父亲孔祥熙病逝于纽约；1973年,85岁的母亲宋霭龄病逝于纽约；1975年,小姨丈蒋介石去世；弟妹孔令侃、孔令伟、孔令杰也相继去世；2003年10月24日,孔令仪小姨宋美龄去世……
亲人们的相继去世无疑给孔令仪造成很大打击。孔家现在就剩下孔令仪和外甥孔德基。孔令仪没有孩子,孔德基是孔令杰唯一的儿子,现在在美国得州。
陈家——豪门只在传说中
“蒋、宋、孔、陈,他们也是凡人,都有过错,如今功过均交由历史评说。他们的沉默里涵盖着无奈，他们的沉寂亦是对历史的交代。”陈立夫的三儿媳妇陈林颖曾平静地讲述昔日家族历史。
陈立夫有三子一女,长子陈泽安由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由于陈果夫没有子嗣,陈泽安被过继给陈果夫,陈泽安后赴美国求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知名植物病理学家,如今80岁。次子陈泽宁由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后在一家公司担任研发工作,如今已79岁。女儿陈泽容16岁时就赴美学习音乐,如今也已72岁。陈林颖曾的先生陈泽宠是陈立夫最小的儿子,是普度大学航空工程系和工业设计系的双科硕士,毕业后在洛杉矶工作。
1950年,9岁的陈泽宠跟随父亲陈立夫赴美。当时的陈立夫已退出政坛,在美国新泽西经营一家养鸡场。“公公的鸡场开了好几年,被烧掉过两次,还遭遇鸡瘟。当时李敖质疑,陈立夫先生怎么可能打着领带去喂鸡?我先生跟李敖说,你实在不了解我的父亲,他相当注重礼仪,又常有人去农场拜访他,他总不能衣衫不整接待客人,所以他才经常打着领带做农活。的确,当时孔祥熙、宋子文等很多人都曾去看望他。姐姐泽容订婚时,爸爸妈妈亲手用鸡蛋做了3个大蛋糕,招待了150多位客人。”陈林颖曾用“解甲归田”来形容公公陈立夫当时的状态。
在陈林颖曾看来,公公陈立夫晚年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晨5点起床,然后是写毛笔字、看书。他很保守,如果有10元钱,往往只做七八元钱的事情。他担任了台湾中国医药学院30年的董事长,为这所学校募款,一直做到过世……“公公组织了一个‘老人会’,原本80岁的老人才能入会,后来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将‘入会标准’降低到60岁。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亲自到殡仪馆去送行。”
夫人孙禄卿的离去显然对陈立夫的影响最大。“婆婆毕业于上海美专,喜欢理家,是标准的贤妻良母。他们夫妻的感情很好,公公常讲,‘爱其所好,敬其所异’。”陈林颖曾说。
“我们一家都没有再从政。陈立夫先生没有明说不让后代从政,但他主张让孩子的兴趣自由发展。我先生回台湾时,蒋经国先生曾找过他,问他是否有兴趣为民航局服务,担任高级职务,我先生表示自己对环境不熟悉——实际上,陈家并非认为为官就是荣耀。”陈林颖曾说,先生陈泽宠从来不事张扬,“总是等他做到某个程度时,人家才发现他原来是陈家的儿子。”
陈家第三代孙辈目前共12人,分别在金融机构、医疗工程机构和高校任职,“他们都很杰出,都是哈佛、MIT、普度、斯坦福等名校毕业。”陈林颖曾说。陈林颖曾的长子陈绍诚今年27岁,次子陈绍仁今年25岁,兄弟俩在台湾念完高中后到父亲的母校普度大学学习工商管理。
去年7月,陈泽宠带妻儿到北京旅游,其间身感疼痛,8月初陈泽宠住院体检并接受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恶化,最后不治身亡。先生陈泽宠的突然辞世,让54岁的陈林颖曾难掩忧伤,面对记者时甚至几次泪水盈眶。“我先生在我们家是全能的网络书,他本来想两年之后退休,现在却突然离去,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恍若一梦。”
陈林颖曾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是在她的100岁生日宴会上,站在公公陈立夫身侧。看到两位老人相对,她顿时感觉历史扑面而来,那种感觉如此汹涌,无以形容。“现在我们跟孔、蒋、宋家还会偶尔联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碰到,那时我们会想——我们原来是有渊源的,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
⑵ 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有哪些
我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种类最多的国家，仅民国时期所发行的官方纸币就达3000种以上。民国纸币的种类有军用票、关金券、金元券、银元券、铜元券、法币、商业银行和特种银行票及各省地方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券等很多种。民国纸币因问世时间较长，且其品种和版别又非常复杂，使集币爱好者的收藏难度大为增加，但民国纸币本身所固有的收藏价值是其它任何收藏品无法比拟的。
因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原因，民国纸币的收藏价值与其面额高低多半关系不大，主要与其品种珍贵与否有关。例如有孙中山头像的纸币比无头像的纸币价值要高些，各省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因存世量较少，一般比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价值要高，题材上佳的比题材一般的价值要高，这中间差异很大。按最新的市场行情来看，在京津沪等地的收藏市场上，即便是最常见的纸币品种，只要品相比较完好，价格最低也可以卖到五六元一枚，即便是品相很差的旧币，也可卖一二元一枚。
而一些规格和面值特殊的民国纸币的价值尤其不菲。例如有一枚票幅为2．5厘米×5．1厘米、仅有拇指大小的纸币，这是1941年，因杭州沦陷而南迁至浙南山区的浙江地方银行，由于受到日军的严重封锁，导致印钞材料极度缺乏，为了渡过难关，印钞厂只好节省印钞纸张，于是便产生了这枚我国历史上最小面幅的纸币--浙江省地方银行横式一分纸币。如今这枚纸币在藏市里的身价已过万元，但还是很难寻觅。还有一种面值为60亿元的民国纸币，1949年5月，由国民政府新疆银行发行，面额标明"陆拾亿圆"。这枚天价纸币当时的实际价值究竟是多少呢？纸币上写有"折合金元券1万元"，按照当时上海的物价，这枚60亿元的纸币只能买到77粒大米。这表明了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已经濒临破产，但国民党政府出于内战的需要，仍大量滥发纸币，以至于面值越发越大，导致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今这枚堪称世界上面额最大的全新品相的"陆拾亿圆"民国纸币的市场价格已高达6000余元。
对于收藏品来说，品相也是决定其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便是品种完全相同的纸币，也会因品相新旧而造成很大的价格差异，故集币爱好者应以收藏品相上好的民国纸币为宜。
纸币按版别及品相定价
⑶ 民国中央储备银行的钱.值钱吗现在!请教行家!
伪中央储备银行，是日伪所建立的银行，其发行货币主要在日军占领地区使用，日伪在日本扶持下设立的金融机构。该行所发行的货币简称“伪中储劵”，是1941年1月至1945年8月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伪中储劵的一般品种收藏价值都不高：全品的伪中储劵在邮币交易市场上价值120元人民币左右，流通品相的价值30元人民币左右。（当然个别品种价格还是蛮高的）
图示是1943年伪中储劵100元纸币
⑷ 民国纸币四大银行价格表
http://www.2008red.com/member_pic_405/files/lovepop/html/article_3796_1.shtml民国22年（1933年）3月，由于当时国际银价暴涨暴跌，极不稳定，加之我国产银数量有限，故对国家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于是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废两改元政策，财政部颁发施行法币的公告，规定11月4日起，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作为法定货币。同年12月，又定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也为法定货币。原财政部核准发行钞票的银行均不得再增加发行。原发行的钞票限期收回，其他各银行分别由四大银行接受并管。
从民国24年（1935年）11月4日至民国26年（1937年）6月底，四大银行总计发行法币的总额为14.1亿元。此间的发行数额基本正常。
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战争费用日渐庞大，国民政府只能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致使货币发行量年年增加。
民国31年（1942年）6月底，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前夕，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总额已增加到249亿元，较战争前增加17倍之多，较法币政策实施时增加了22倍。
民国34年（1945年）8月至民国37年（1948年）8月，3年的法币发行总额达5569亿元，比战争前增加395倍。
民国37年（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达到6640亿元的天文数字。与此同时，物价上涨，通货恶性膨胀。严重的金融危机加速了国民经济的 彻底崩溃，法币完全丧失了货币的职能，已贬值到了不及它本身成本印刷费用之价值。同年8月19日，财政部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法币改为金圆券，规定300万法币兑换金圆券1元。民国37年（1948年）11月20日法币作废停用。
中央银行关金券
民国18年（1929年），世界金价猛涨，银价暴跌，国民政府为维持关税收入，决定于民国19年（1930年）1月15日在海关征收关税时，由原征收银两改为征收金两，定0.601866克纯金为1单位的比值作标准计算。民国20年（1931年）2月1日起，海关实施征收关金。同年5月1日，为方便使用，由中央银行首次发行一组由美国钞票公司承印的直型关金券，面额有拾分、贰拾分、壹元、伍元、拾元5种。这种关金券使用面极窄，只能作为交纳关税使用，不作货币流通。
民国31年（1942年）2月1日，国民政府因财政需要，提高海关金单位，由原每单位含纯金0.601866克提高到每单位含纯金0.88861克，与美金等值，同时可以按1：20的比值兑换法币，并增加发行贰拾元、伍拾元、壹佰元、伍佰元等面额券参与流通。从此，关金券失去原来发行时的关税职能，而成为大面额的流通货币。后因法币快速的贬值，中央银行又多次发行大面额关金券来代替法币流通。之后，关金券也开始贬值。
民国37年（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废除法币和关金券，发行金圆券，并以1元金圆券兑换15万关金券的比值收兑关金券。同年11月21日停止收兑关金券，关金券正式作废。
中央银行金圆券
民国37年（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为了遏止法币的恶性膨胀，扭转国民经济的崩溃危局，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废除法币、关金券和流通券，而以金圆为本位，发行金圆券。金圆券每元法定含纯金0.22217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民国37年（1948年）8月23日，中央银行开始发行金圆券。之前发行的法币以300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关金券以15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东北九省流通券以30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收兑截止时间为11月20日。同时国民政府还要求国民手中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圆、外币等必须在9月30日前兑换成金圆券。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的真实用意无非是变换手法来进一步掠夺人民的财富。据中央银行统计，到民国37年（1948年）10月底止，在全国收刮的黄金月164万两，白银900余万两，银圆2300万元，美钞、港币各约数千万元，合计总值达2亿美元。
民国37年（1948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准许国民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并宣布把每元金圆券的含量由0.22217克降为0.044434克，即由原黄金每两200元金圆券提高到1000元。修正办法还规定撤消金圆券发行限额，物价由限价改为议价。此后，金圆券的发行有如决堤之水，无法控制。到民国38年（1949年）1月底，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已达200多亿元，超过法定限额的10倍。同年4月末，由于金圆券的急剧贬值，民间开始纷纷自行流通银圆。同年5月23日，上海解放，当时金圆券的发行额已高达3400亿元。到6月底止，发行量高达1303046亿元，比原发行定额20亿元增加65000多倍。
由于金圆券的急剧贬值，民间纷纷拒用金圆券而自行流通银圆，在此形式下，国民政府于民国38年（1949）年7月2日公布“银圆及银圆券发行办法”，宣布7月4日起恢复银本位制，国币以银圆为本位，金圆券5亿元兑换银圆券1元。金圆券于是年9月1日正式宣布作废。
中央银行流通券
民国24年（1945年）8月，国民政府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东北九省，即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同年12月，中央银行在东北地区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券”，并核定该流通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1：10，即1元流通券兑换10元法币。
民国37年（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并于23日宣布实施所谓“币值改革”，即刻废除法币和东北九省流通券，一律改用金圆券。中央银行从此停止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券，并开始以30万元流通券兑换1元金圆券的比例收兑，截止时间定为民国37年（1948年）11月20日。
民国35年（1946年）1月4日，中央银行在新疆地区发行“新疆省流通券”。后发现流通券背面的维吾尔文“新疆省”被印制为“中国土耳其斯坦”，中央银行立即下令停止发行，并收回所发行的新疆流通券。所以，新疆省流通券存世稀罕，极其珍贵。
中央银行银圆券
民国38年（1949年），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中国的大片土地。接着横渡长江，一举解放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迁逃广州。在山穷水尽之时，国民政府仍继续滥发金圆券，而以银圆、铜币代替货币。
国民政府虽知败局已定，但仍作垂死挣扎，企图挽救危局，因而故伎重施，又开始发行一种所谓的银本位纸币，试图支撑残局，进一步收刮民脂民膏。
民国38年（1949年）7月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银圆及银圆兑换券发行办法”，规定“国币以银圆为单位，自即日起恢复银本位制，银圆1元含纯银23.493448克，所发银圆券可十足兑现银圆，在银圆未铸造充分时，银圆券得以用黄金兑现，各种银圆一律等值流通”，并规定5亿元金圆券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圆券1元。
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只剩下华南、西南几个省，故所发银圆券只指定了少数几个兑换点，并限量兑现，实质上银圆券仍不兑现，不能取信于民，加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银圆券一出笼时便宣布不收兑华南、西南伪币的声明，使银圆券遭到致命的打击。国民党统治区已普遍发起拒用银圆券的风潮。广州解放后，不仅西南百姓拒用银圆券，甚至连国民党军队也拒用银圆券。大陆全部解放后，银圆券也被彻底废除。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于民国元年（1912年）由大清银行改组而成，大清银行的前身为大清户部银行。
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大清户部银行创立。
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的统治宣告彻底结束。在这种形式下，大清银行不得不于宣统三年（1911年）12月宣告停业，清理帐务。
民国元年（1912年）1月初，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呈文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同年1月24日民国财政部总长批示同意，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并定为国家银行。同年2月5日中国银行正式在上海汉口路3号，即原大清银行旧址开业。3月5日，财政部委任李象权为中国银行建理。自此，中国银行开始继续发行货币，经理国债。
民国3年（1914年），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发行兑换券。
民国4年（1915年）5月2日，财政部为推行货币及增设货币交换机构，于中国银行内特色货币交换所，其目的在于推广法定货币及纸币兑换业务。
民国5年（1916年），中国银行奉准享有发行兑换券之特权。
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决定重新颁发条例，特许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并予增资，将总管理处移设上海。
民国19年（1930年），中国银行增设国外部；民国20年（1931年），增设信托部。
民国24年（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银行四大银行的纸币均定为法定货币。
民国31年（1942年）7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全国货币发行集中到中央银行一家后，中国银行随即停止发行纸币。
交通银行纸币券
光绪33年（1907年）3月15日，前清邮传部尚书陈壁奏请清政府，为改变全国路、航、邮、电各自为政的不良局面，要求收回其权利，综合各政，创办交通银行。同年11月清政府批复，开始筹备交通银行。
光绪34年（1908年）2月，交通银行总行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开始营业，接着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厦门、镇江等城市相继开设分行。清政府特将全国路、航、邮、电四政的出纳、存款、放贷等业务交予交通银行经营，并特准发行货币，其地位与大清银行相等。在当时特定情况下，交通银行的性质属官商合办。
民国元年（1912年），交通银行被定为国家银行之一，并具有特许发行货币之职能。
民国3年（1914年）3月，交通银行经政府特许，允许发行兑换券，凡公款出入，完纳税项，发放军饷，商场交易，以及路、航、邮、电各费之应付，一律通行，同年3月，还另印新券，收回旧币。
民国5年（1916年），特奉明令，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同为国家银行，享有发行兑换券特权。
民国12年（1923年），交通银行内部进行大改革，有关兑换券的发行，特采用总分库制度，以昭慎重，而利推行。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规定交通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
民国31年（1942年）7月1日，政府公布统一货币发行办法，将货币发行权集中与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则停止发行货币。
民国36年（1947年），交通银行总管理处设址上海。
民国3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交通银行撤消。
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豫(河南)鄂（湖北）皖（安徽）赣（江西）四省农民银行。这四省的农民银行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为适应“剿共”需要而设立的御用金融机构。
民国22年（1933年）4月1日，中国农民银行在汉口行三区湖面街成立，并开始营业，蒋介石自任理事长。中国农民银行享有使用军事护照和军用交通的特权，并获准发行纸币。
民国23年（1934年）11月14日，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开始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并陆续分设行处，遍及全国各省会城市。
民国24年（1935年）4月1日，财政部正式宣布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名为中国农民银行；同年11月3日，财政部颁布紧急法令，实施法币政策，公布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之券为法币。同年12月，又定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券为法币。
民国25年（1936年）1月22日，财政部规定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以1万元为度与法币同等行使，并规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一切公款应存入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从此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成为国家银行之一。
民国26年（1937年），中国农民银行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
民国29年（1940年），该行成立信托部，开展农业信托业务。
民国31年（1942年）7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统一发行钞票办法，将钞票发行行使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中国银行、交通则停止发行钞票。
民国24年（1945年）10月，中国农民银行上海分行复业，并于松江、太仓两处成立农货通信处。
民国38年（1949年），大陆解放，中国农民银行随国民党当局迁入台湾。
⑸ 请问;中国有哪四大政策性银行
没有四个，只有三个政策性银行。
1994年中国政府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均直属国务院领导。
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于1994年3月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目前在全国设有32家分行和4家代表处。成立以来，开行始终认真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挥宏观调控职能，支持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命脉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重大项目及配套工程建设中，发挥长期融资领域主力银行作用。
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成立于1994年，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府全资拥有的政策性银行，其国际信用评级与国家主权评级一致。进出口银行是我国外经贸支持体系的重要力量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及对外承包工程及各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性融资主渠道、外国政府贷款的主要转贷行和中国政府援外优惠贷款的承贷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中国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1]1994年11月挂牌成立。主要职责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资金，承担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5)民国金融机构扩展阅读：
政策性银行是指由政府创立，以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为目标,在特定领域开展金融业务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性金融机构。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组建政策性银行，承担严格界定的政策性业务，同时实现专业银行商业化,发展商业银行，大力发展商业金融服务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参考资料:政策性银行_网络
⑹ 民国时期的货币有什么进位是多少那时候的物价大概怎样
民国时期纸币：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腐朽、丧权辱国的清朝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辛亥革命前已在国外发行“铸饷券”，为了军事开支的需要，又发行了“军事用票”等纸币。辛亥革命胜利后，于民国初年，原“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把交通银行定为国家银行，先后发行兑换券，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16年停止了兑现承诺，1924年，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履行国家银行职能，发行货币。此外。经国家核准的普通商业银行也发行了钞票，各省省地方金融机构也先后发行了地方钞票。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种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
清朝末年，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把中华民族推向国将不国的危亡境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近代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孙中山先生为筹集粮饷军械和革命活动经费，积聚革命力量，在国外发行了筹饷券；南京临时政府为扫除清政府的残余势力，应付军政急需，发行了陆军部"军事用票"和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发行了带有辛亥革命标志的钞票，这些钞票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是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产物和见证者，一向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受到人们的珍视。
国家银行票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中国”和“交通”二行在民国初年，被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后因袁世凯称帝，而引起了讨袁战争。接着各地军阀进行混战，财政状况极为恶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使劳动人民蒙受了很大损失。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调节金融，活跃经济，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履行国家银行的职能。
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
除国家银行发行票外，不少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在前清取得了发行权的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信成银行等。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才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等、另外，还有经政府特许发行钞票的特银种行，如殖边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等，这些银行在抵制外钞、发展中国民族经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军用票
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称帝激起了以云南为开始的全国规模的讨袁战争。各省纷纷成立“护国军”、“靖国军”，宣布独立。讨袁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形成一股军事政治力量。它们在各自的*山——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使全国陷入了连年内战之中。各地军政权为了筹措饷需进行战争，一般都发行了军用钞票。这类钞票均在战地发行，属于临时性质。这部份负担，当然都无一例外地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国民政府纸币
法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我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关金券
关金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原来海关收税为银两，1929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关税收入。政府于1930年1月决定征收金币，以值0.601866克纯金为单位作标准计算，称“海关金单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后，停止发行。
金元券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O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
银元券 东北九省流通券
大陆解放前夕，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民间多已自动重新使用银元。国民党政府乃恢复银本位币制，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元券。规定金元券五亿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元券一元。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币制方面采取分区发行制度。对于经济环境特殊地区，发行区域性流通券，限在当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东北地区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其币值为法币的十倍。1948年8月20日停止发行。
对干民国纸币的收藏与研究, 是当今收藏界的一大热门，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集有所乐的收藏心得, 而且更能使人感悟历史。一张票幅为2.5厘米×5.1厘米、仅有拇指大小的纸币, 却纪录了我国抗战史上的一段悲怆往事。1941年，因杭州沦陷而南迁至浙南山区的浙江地方银行，由于受到日军的严重封锁, 导致印钞材料极度缺乏, 为了度过难关, 印钞厂只好节省印钞纸张，于是便产生了这种我国历史上最小面幅的纸币—浙江省地方银行横式一分纸币。如今这种纸币己身价万倍, 难得一见。而另一种面值为60亿元的民国纸币, 却写下了民国末期金融崩溃的败笔。1948年, 国民党的法币政策己经濒临破产,100元法币的购买力仅值1937年的0.00002元, 但国民党政府出于内战的需要, 仍大量滥发纸币, 导致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1949年5月, 新疆省银行发行了一种面额为60亿元的纸币, 这张纸币折合金元券壹万元, 按照当时上海的物价, 这张60亿元的纸币只能买到77粒大米, 这真可称得上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奇闻。如今这张在历史上仅昙花一现的纸币己经身价不菲，其全新品相的市场价格己达5000元。 民国时期的通货膨胀
民国26年（1937年）到民国33年（1944年）的通货膨胀与物价涨幅
26年法币发行16亿，物价稳定，定为基准物价
27年法币发行32亿，增加了2倍，物价较民国26年，涨幅达64%
28年法币发行56亿，增加了3.5倍，物价未大幅波动维持在27年水平
29年法币发行80亿，增加了5倍，物价却疯涨了12倍
30年法币发行160亿，增加了10倍，物价涨幅为27倍
31年法币发行336亿，增加了21倍，物价涨幅为77倍
32年法币发行752亿，增加了47倍，物价涨幅200倍
33年法币发行2880亿，增加了180倍，物价涨幅2100倍 你想想前几年用一样的钱可以买到一头牛，到后来只可以也买不到一个火柴
⑺ 民国时期的金融业发展状况怎样
民国时期，是国内金融业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过程中，银行业作为金融领...
⑻ 中国古代的金融机构为什么没有发展为近现代的银行
一、思想传统的原因：明清的票号及商行，通常是由亲友或同乡、同行合股开办，甚至股东退出，其股份也只能转让给前述人物。票号的业务也集中向上述人物开放。
而且从业者并不把票号视为可以传之子孙的家族产业，很多从业者在年老后就关掉票号回乡养老。这种经营上的短视行为导致票号的规模与利润受到极大制约，影响了中国古代金融业的发展。
二、经营环境的原因：金融业与工商业互为依存，工商业发展遇到阻碍，金融业自然随之凋敝。虽然明朝至清朝前期中国的手工业及商业发展比较迅速，但清朝中后期由于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
(8)民国金融机构扩展阅读：
银行产生的原因和毕竟如下：
银行的产生和发展是同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兑换业是银行业形成的基础。货币兑换业起初只经营铸币兑换业务，以后又代商人保管货币、收付现金等。
这样，兑换商人手中就逐渐聚集起大量货币资金。当货币兑换商从事放款业务，货币兑换业就发展成为银行业。
最早的银行业发源于西欧古代社会的货币兑换业。最初货币兑换商只是为商人兑换货币，后来发展到为商人保管货币，收付现金、办理结算和汇款，但不支付利息，而且收取保管费和手续费。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货币兑换商的业务进一步发展，他们手中聚集了大量资金。
⑼ 民国时期大陆流通的货币是什么
民国时期纸币：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昏庸腐朽、丧权辱国的清朝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光辉一页。辛亥革命前已在国外发行“铸饷券”，为了军事开支的需要，又发行了“军事用票”等纸币。辛亥革命胜利后，于民国初年，原“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把交通银行定为国家银行，先后发行兑换券，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16年停止了兑现承诺，1924年，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履行国家银行职能，发行货币。此外。经国家核准的普通商业银行也发行了钞票，各省省地方金融机构也先后发行了地方钞票。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地方省、地、市、甚至县，亦都相继发行了各类众多的钞票，铸行了多种金币、银元、铜元、镍币等货币。
清朝末年，昏庸腐朽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把中华民族推向国将不国的危亡境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近代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孙中山先生为筹集粮饷军械和革命活动经费，积聚革命力量，在国外发行了筹饷券；南京临时政府为扫除清政府的残余势力，应付军政急需，发行了陆军部"军事用票"和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发行了带有辛亥革命标志的钞票，这些钞票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是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产物和见证者，一向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受到人们的珍视。
国家银行票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中国”和“交通”二行在民国初年，被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后因袁世凯称帝，而引起了讨袁战争。接着各地军阀进行混战，财政状况极为恶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使劳动人民蒙受了很大损失。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调节金融，活跃经济，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履行国家银行的职能。
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
除国家银行发行票外，不少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在前清取得了发行权的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信成银行等。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才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等、另外，还有经政府特许发行钞票的特银种行，如殖边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等，这些银行在抵制外钞、发展中国民族经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军用票
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称帝激起了以云南为开始的全国规模的讨袁战争。各省纷纷成立“护国军”、“靖国军”，宣布独立。讨袁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形成一股军事政治力量。它们在各自的*山——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使全国陷入了连年内战之中。各地军政权为了筹措饷需进行战争，一般都发行了军用钞票。这类钞票均在战地发行，属于临时性质。这部份负担，当然都无一例外地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国民政府纸币
法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我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关金券
关金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原来海关收税为银两，1929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关税收入。政府于1930年1月决定征收金币，以值0.601866克纯金为单位作标准计算，称“海关金单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后，停止发行。
金元券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O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
银元券 东北九省流通券
大陆解放前夕，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民间多已自动重新使用银元。国民党政府乃恢复银本位币制，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元券。规定金元券五亿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元券一元。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币制方面采取分区发行制度。对于经济环境特殊地区，发行区域性流通券，限在当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东北地区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其币值为法币的十倍。1948年8月20日停止发行。
对干民国纸币的收藏与研究, 是当今收藏界的一大热门，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集有所乐的收藏心得, 而且更能使人感悟历史。一张票幅为2.5厘米×5.1厘米、仅有拇指大小的纸币, 却纪录了我国抗战史上的一段悲怆往事。1941年，因杭州沦陷而南迁至浙南山区的浙江地方银行，由于受到日军的严重封锁, 导致印钞材料极度缺乏, 为了度过难关, 印钞厂只好节省印钞纸张，于是便产生了这种我国历史上最小面幅的纸币—浙江省地方银行横式一分纸币。如今这种纸币己身价万倍, 难得一见。而另一种面值为60亿元的民国纸币, 却写下了民国末期金融崩溃的败笔。1948年, 国民党的法币政策己经濒临破产,100元法币的购买力仅值1937年的0.00002元, 但国民党政府出于内战的需要, 仍大量滥发纸币, 导致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1949年5月, 新疆省银行发行了一种面额为60亿元的纸币, 这张纸币折合金元券壹万元, 按照当时上海的物价, 这张60亿元的纸币只能买到77粒大米, 这真可称得上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奇闻。如今这张在历史上仅昙花一现的纸币己经身价不菲，其全新品相的市场价格己达5000元
⑽ 请问我国历史上民国时期有管钱局吗
我国历史上民国时期曾有过管钱局。官钱局是金融机构名。亦称“官钱铺”、“官银号”。雍正九年（1731）在京设立，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政拮据，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七日（1853年5月5日），清政府决定在北京设立官钱总局，各省设立官钱局。奉天省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盛京将军裕禄奏设了盛京华丰官贴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于十一月一日奏准，将官银钱号改为奉天官银号，资本金由省库拨30万两沈平银，另有一小部分商股约几万两，称官商合办，地址在盛京城内钟楼南路东原德兴永门市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