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措施主要有哪些
金融监管的手段
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监管手段是不同的。如市场体制健全的国家，主要采用法律手段，而市场体制不发达的国家，更多地是使用行政手段。总的看，目前金融监管使用的手段主要有：
（一）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即国家通过立法和执法，将金融市场运行中的各种行为纳入法制轨道，金融活动中的各参与主体按法律要求规范其行为。运用法律手段进行金融监管，具有强制力和约束性，各金融机构必须依法行事，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各国监管当局无不大力地使用法律手段，即使是在一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都积极完善立法，使金融监管拥有相当的力度。法律手段发挥监管作用，必须树立金融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立法要超前，且执法要严格。例如，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证券市场，就是要通过立法和执法抑制和消除欺诈、垄断、操纵、内幕交易和恶性投机现象等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运行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技术手段
监管当局实施金融监管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运用电子计算机和先进的通讯系统实现全系统联网。这样监管当局不仅可以加快和提高收集、处理信息资料及客观评价监管对象的经营状况的速度和能力，而且可以扩大监管的覆盖面，提高监管频率，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快速反馈监控结果，遏制金融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监管，实际上是将监管当局监管的内容量化成各项监测指标，通过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对比，最后以监控指标的形式反映金融业的业务经营活动状况判断风险程度。
（三）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指政府监管当局采用计划、政策、制度、办法等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管理。运用行政手段实施金融监管，具有见效快、针对性强的特点。特别是当金融机构或金融活动出现波动时，行政手段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但行政手段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从监管的发展方向看，各国都在实现非行政化，逐步放弃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管理金融业，而更多地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因行政手段和市场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抵触的，虽收效迅速，但震动大，副作用多，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但完全摒弃行政手段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特殊时期仍然需要它。
（四）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指监管当局以监管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为主要目的，采用间接调控方式影响金融活动和参与主体的行为。金融监管的经济手段很多，如在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时，最后贷款人手段和存款保险制度等就是非常典型的经济手段。在证券市场监管中，金融信贷手段和税收政策都是重要的经济手段。
② 我国金融监管方面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金融监管方面的金融法律主要有：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金融法规主要有：
《储蓄管理条例》、《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人民币管理条例》、《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暂行条例》、《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中央企业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
(2)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监管意见扩展阅读：
金融监管体制是金融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国际上主要的金融监管体制可分为双线多头监管体制、一线多头监管体制和单一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体制是各国历史和国情的产物。确立监管体制模式的基本原则是，既要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过分的职责交叉和相互掣肘，又要注意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在监管权力相对集中于一个监管主体的情况下，必须实行科学合理的内部权力划分和职责分工，以保证监管权力的正确行使。
2018年4月27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业内简称“资管新规”。
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禁止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等主要政策标准的确立将推动资管行业发展重回本源，以稳健投资策略为主的持牌机构将迎来重大战略利好。
国家想发展经济，首先就是钱的问题，有了钱，政府机关就能给公务员发工资，国家各项政策能够落实，跟钱有关系的国家机构分为两类——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
1、金融机构
在金融机构，国务院是大boss，他手下有三个金融机构——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
（1）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她的日常工作是印发钞票、对货币流通进行调控、指导银行业务。其中，指导银行业务很重要，因为各大银行都是直接碰到钱的，银行本身也分成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
政策性银行——非盈利机构，国家想搞建设就要找它贷款；
商业银行——盈利机构，和老百姓息息相关，比如四大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以上机构的主要管理币种是人民币,外币也是央行管，不过她把这份工作交给了外汇管理局，专门管外汇。
（2）银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靠给银行派活儿调控经济，那监管银行的机构就要提到银保监会了，他主要管银行日常运营，比如银行想开分行、银行内部高管人员变动等等。银保监会还管理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
2018年，两会将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银保监会，因为我国的金融模式已经改变，步入混业经营的发展时代，各个业务间的交叉经营极为频繁，监管重叠、监管真空等问题严重，部分新式金融机构，如财富公司，需要两个监管主体的协调，不然就会产生监管盲区。
央行和银保监会有很多业务交集，平常经常配合，但是具体的活儿还是不同，央行是业务指导，银保监会是监管运营。
（3）证监会
股票、基金、期货这些词汇对于投资人恐怕再熟悉不过，能够主营这些业务的机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简称“精中英”。管不好这些机构，金融市场稳定将受到空前影响。管理他们的，就是证监会。
举个例子：如果某企业想上市，他需要到证监会审批，只有得到证监会审批，证券交易所才会做好准备，企业才能发行股票。
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各司其职、各管一摊，都是平级关系。他们，就是国家金融机构体系。
2、政府机构
政府也得有自己管钱的部门，不然收上来的税怎么处理？公务员工资怎么发放？管它的叫财政部，主要职责是：定税收政策、发国债、管政府收支。
财政部因为是国家机构，结构具有典型的政府特征——省会设立财政厅，地方市级设立财政局。
他们的工作模式也很简单：财政部定政策，财政厅执行，财政局贯彻落实。
3、央行和财政部的关系
央行和财政部都受国务院领导，央行管货币政策，财政部管财政政策。
当国家想管理经济的时候，需要两个机构配合，比如近年来的“去杠杆”,央行让银行”收紧”,就是少借钱给企业,财政部也要跟进”收紧”,就是让政府也要少花钱。
与互联网金融有关的法律法规汇总：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5年7月28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5〕22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
目前我国合法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包括：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及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
除传统各项法律法规及监管制度和政策外，专门针对新型业态的监管规定主要是从2010年的人民银行2号文(《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开始的(一般认为，支付业务的发展及监管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标志性事件)。
2015年十部委发布的221号文(《指导意见》)既是对近几年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全面总结、梳理和确认，同时也是未来监管政策落地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
1、P2P网络小额信贷法规
2011年8月23日，银监会发布《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11]254号，该通知指出在当前银行信贷偏紧情况下，人人贷（PeertoPeer，简称P2P）信贷服务中介公司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这类中介公司收集借款人、出借人信息，评估借款人的抵押物，如房产、汽车、设备等，然后进行配对，并收取中介服务费。
有关媒体对这类中介公司的运作及影响作了大量报道，引起多方关注。对此，银监会组织开展了专门调研，发现大量潜在风险并予以提示。
由此可见，该通知只是对人人贷的一个风险提示文件。在2013年11月25日举行的九部委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上，央行对P2P网络借贷行业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了清晰的界定。
主要包括三类情况：资金池模式；不合格借款人导致的非法集资风险以及庞氏骗局。
2、第三方支付法规
2010年6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2010〕第2号），该办法第一条规定该办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促进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规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行为，防范支付风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该办法第二条明确了本办法所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移服务：
（一）网络支付；
（二）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
（三）银行卡收单；
（四）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
该办法所称网络支付，是指依托公共网络或专用网络在收付款人之间转移货币资金的行为，包括货币汇兑、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等。
本办法所称预付卡，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发行的、在发行机构之外购买商品或服务的预付价值，包括采取磁条、芯片等技术以卡片、密码等形式发行的预付卡。
该办法所称银行卡收单，是指通过销售点（POS）终端等为银行卡特约商户代收货币资金的行为。《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是第三方支付的重要监管法规。
3、虚拟货币法规
2009年6月4日，文化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市发〔2009〕20号），该通知规定要严格市场准入，加强对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主体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提供主体的管理。
从事“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业务须符合商务主管部门关于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的有关规定。除利用法定货币购买之外，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不得采用其它任何方式向用户提供网络游戏虚拟货币。
2009年7月20日，文化部发布《“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企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企业”申报指南》为开展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申请从事“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服务”业务的申报和审批工作提供可操作性指导规则。
2008年9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通过网络买卖虚拟货币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818号），明确了虚拟货币的税务处理。
即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加价后向他人出售取得的收入，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总之，一系列监管措施的出台使得虚拟货币的监管得到进一步明确，但是监管措施还仅仅局限于游戏里的虚拟货币。
4、众筹融资法规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近期批准了对众筹融资进行监管的草案，面向公众的众筹融资在2012年年初得到《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案》（，简称JOBS法案）的认可。
即在互联网上为各种项目、事业甚至公司筹集资金得到法律确认。这是美国政府对众筹融资进行监管的重要措施。
2013年9月16日，中国证监会通报了淘宝网上部分公司涉嫌擅自发行股票的行为并予以叫停。
叫停依据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规定，“严禁任何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
至此，被称为中国式“众筹”，即利用网络平台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行为被首次界定为“非法证券活动”。
虽然众筹模式有利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顽疾，但考虑到现行法律框架，国内的众筹网站不能简单复制美国模式，必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众筹之路才更具现实意义。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众筹模式在形式上几乎很容易压着违法的红线。
即未经许可、通过网站公开推荐、承诺一定的回报、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构成非法集资的行为。
美国为众筹立法，我们可借鉴美国的JOBS法案对众筹模式进行规范，但还须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5、互联网保险法规
2011年9月20日，中国保监会发布《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试行）》的通知保监发〔2011〕53号）》。
该办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促进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2012年5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提示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的公告》（保监公告[2012]7号），对互联网保险业进行了向广大投保人进行了风险提示。
此外，2011年4月15日，保监会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征求意见稿）》，互联网保险监管规定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进一步完善。
总之，互联网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意味着新的金融模式的出现，也意味着需要新的监管法规。
况且，当前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法规尚不完善，有些互联网金融模式已经出现，但是相关监管规定还处于滞后状态，即监管空白。期待监管机关尽快完善互联网金融相关领域的监管。
6、互联网银行法规
2001年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但是2007年被废止2006年1月26日，中国银监会颁布《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06年第5号）。
该办法所称电子银行业务，是指商业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通讯通道或开放型公众网络，以及银行为特定自助服务设施或客户建立的专用网络，向客户提供的银行服务。
电子银行业务包括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网上银行业务），利用电话等声讯设备和电信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电话银行业务）。
利用移动电话和无线网络开展的银行业务（以下简称手机银行业务），以及其他利用电子服务设备和网络，由客户通过自助服务方式完成金融交易的银行业务。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是互联网银行的重要监管法规。
③ 2.中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有哪些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规模体量大，在金融市场上具有风向标作用，识别并强化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有助于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市场公平有序竞争，有助于提高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切实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办法》是评估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基本规则，是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重要性银行“大而不能倒”风险的重要举措，是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关键制度安排，有助于识别对我国金融体系有系统性影响的银行，有助于增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认定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有助于推动系统重要性银行稳健经营。
要点一：与国际监管趋势接轨
2018年11月27日，“一行两会”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作出了总体性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被看作是中国对于防范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重磅利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规模较大、结构和业务复杂、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性强，在金融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将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危机后有关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已就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建立了相关制度安排。
央行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从我国情况看，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部分规模较大、复杂度较高的金融机构因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度高而居于金融体系核心，对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稳健性以及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为此，迫切需要明确政策导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作出制度性安排。
实际上，据了解，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7个成员国中，目前绝大部分国家已经建立了本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和监管办法，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进度相对较慢。因此，有银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示，指导意见的颁布，不仅是出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考虑，也是重要的监管制度补短板，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
要点二：先从银行业切入，证券、保险业随后
《评估办法》是《指导意见》发布后的首个配套细则，之所以先选择制定出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办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是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目前我国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268万亿元，在我国金融业总资产中占比达到89%。考虑到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工商银行(港股01398)、农业银行(港股01288)、中国银行(港股03988)、建设银行(港股00939)等4家银行均已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
二是国际上对于评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方法已较为成熟，对我国来说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现行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认定中，基本仅包含银行、保险这两类金融机构，但将证券业、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纳入并没有先例。根据安排，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涵盖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认定的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例如，此前外媒就多次报道，蚂蚁金服等金融科技“巨头”有望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
因此，如何设定针对证券业、从事金融业务机构的评定标准，以及针对这两类机构如何设定特别监管要求和特别处置机制备受外界关注。
此外，《指导意见》设定了参评机构的范围标准：一是可采用金融机构的规模指标，即所有参评机构表内外资产总额不低于监管部门统计的同口径上年末该行业总资产的75%；二是可采用金融机构的数量指标，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参评机构数量分别不少于30家、10家和10家。
要点三：纳入名单的银行将有何特殊“待遇”
一旦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则意味着要身上的“担子”将更重。这主要体现在将会有额外的、更为严格的特别监管要求，以避免日常经营中盲目扩张；同时，为以防万一，还要制定特别处置机制，确保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能够得到安全、快速、有效处置，保障关键业务和服务不中断，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央行有关负责人就表示，按照《指导意见》确定的分工，银保监会仍依法负责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实施日常监管。央行则从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出发，一方面，牵头制定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拟从实施附加资本要求、落实资本内在约束机制入手，强化流动性、大额风险暴露、风险数据加总和风险报告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从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开展可处置性评估等方面提出管理要求，切实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经营稳健性。同时，央行将持续开展系统重要性银行监测分析，开展压力测试，并视情提出相应的附加监管要求。
一旦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确定后，意味着这些银行将要执行更为严格的资本充足要求，这些银行也将面临更大的资本补充压力，发行优先股、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资本补充工具的需求也会更大。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熊启跃曾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以附加资本要求为例，巴塞尔委员会对入选的G-SIBs按最终得分划定了五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附加资本要求（从1%到3.5%不等），预计我国也会借鉴这种方式设定分级附加资本要求。
“从其它国家实施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监管要求看，一般情况下，D-SIBs的附加资本要求会比G-SIBs低，预计我国也会如此。”熊启跃说，不过，即便如此，由于当前我国银行业普遍资本紧缺，一旦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还是会加重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特别是对部分股份行等中小银行。
民生银行(港股01988)首席宏观研究员温彬表示，随着《评估办法》的实施，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机构盲目扩张规模的冲动将会受到抑制，这也标志着差异化监管走向深入、走进实质阶段。《评估办法》通过对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的定量打分，辅之以监管定性评价，为差异化监管奠定了较好基础。预计6家国有商业银行、2家政策性银行、1家开发性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10家左右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将进入备选，其中打分结果有望选定20家左右的银行作为第一轮系统重要性银行。
要点四：评估系统重要性银行需要这些流程
根据《评估办法》，我国未来将每年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根据名单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差异化监管。评估流程将包括确定参评银行范围、向参评银行收集数据、计算系统重要性得分、进行监管判断、确定并公布名单等。
其中，确定参评银行范围的标准为，若某银行满足下列任一条件，则应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范围：
1.以杠杆率分母衡量的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在所有银行中排名前30；
2.曾于上一年度被评为系统重要性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述第一条标准，预计首批系统重要性名单中，基本将涵盖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部分头部城商行。
按要求，参评银行于每年6月底前填写并提交上一年会计年度数据。银保监会在完成数据收集后，计算参评银行系统重要性得分。得分达到300分的银行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单。按系统重要性得分进行分组，实行差异化监管。各组分界值如下：第一组：300分至449分；第二组：450分至599分；第三组：600分至1399分；第四组：1400分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得分达到300分的银行杯被纳入初始名单后还需监管部门判断，最后交由金融委审议确定终极名单。对于300分以下的银行，也有可能会纳入名单，央行、银保监会可根据其他定量或定性辅助信息，提出将系统重要性得分低于300分的参评银行加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监管判断建议，与初始名单一并提交金融委办公室。
此外，金融委每三年对本办法规定的评估流程和方法进行审议，并进行必要调整与完善。行业发生显著变化、现有评估流程和方法不能满足防范系统性风险实际需要的，金融委可对评估流程和方法进行额外审议。
要点五：依据四大类共计13项指标评分
《评估办法》发布后，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将向参评银行发送数据报送模板和数据填报说明，收集2018年数据，开展2019年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
根据《评估办法》，首先，采用定量评估指标计算30家参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得分，评估的一级指标包括“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指标权重均为25%，每个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二级指标，得分达到一定分值的银行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单。具体评估指标构成如下：
一、规模：采用作为杠杆率分母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和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之和作为定量指标，按照《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规定的口径计算。
二、关联度：包含三个定量指标，权重均等。
1、金融机构间资产，指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易形成的资产余额。
2.金融机构间负债，指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易形成的负债余额。
3.发行证券和其他融资工具，指银行通过金融市场发行的股票、债券和其他融资工具余额。
三、可替代性：包含四个定量指标，权重均等。
1.通过支付系统或代理行结算的支付额，指银行作为支付系统成员，通过国内外大额支付系统或代理行结算的上一年度支付总额，包括为本银行清算的支付总额和本银行代理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清算的支付总额。
2.托管资产，指上年末银行托管的资产余额。
3.代理代销业务，指银行作为承销商或代理机构，承销债券，代理代销信托计划、资管计划、保险产品、基金、贵金属等业务的年内发生额。
4.境内营业机构数量，指银行在境内设立的持牌营业机构总数。
四、复杂性：包含五个定量指标，权重均等。
1.衍生产品，指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余额。
2.交易类和可供出售证券，指银行为交易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证券余额和可供出售证券余额之和。
3.非银行附属机构资产，指银行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境内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
4.理财业务，指银行发行的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
5.境外债权债务，指银行境外债权和境外债务之和。
④ 中国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发表题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署名文章。周小川在解读十九大报告时，重点围绕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表现、成因及对策展开论述，着重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在周小川的文章中，透露着未来金融行业发展大的政策方向，包括进一步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这是主动防范金融风险的未来抉择；金融监管还会进一步强化，除当前实行的加强影子银行、同业业务、互联网金融监管外，建立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对非法金融活动和乱办交易所等乱象严格监管，以及加强对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的利益输送行为的问责也是未来监管重点；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也将进一步加强，央行将在维护货币稳定的职责上进一步维护金融稳定，这也意味着其权责进一步提升；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去杠杆会持续下去，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不会放松，将继续保持稳健中性；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将进一步推进。
此外，周小川还提及了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未来监管的几大重点领域，“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
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周小川则强调，党的领导要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必须一体化，必须贯彻到公司治理全过程，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或交易所在的整个系统(机构系统或市场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这种风险不能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称为不可分散风险。 系统性风险可以用贝塔系数来衡量。
⑤ 求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监管的建议
当前，我国国内的中资银行金融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具体表现有：吸纳
型和模仿型创新多，原创型和再创型较少；创新技术含量低；创新靠外力推动，
内部驱动力不足。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情况是因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全，金
融机构还不能完全成为金融市场创新的主体，金融创新更多地依靠政府和金融主
管当局，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程。
所以，要解决我国中资银行的这一创新难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市场竞争问题。
西尔柏认为，金融机构创新是为了摆脱或逃避其所面临的种种内部和外部约束[29],
这些约束就是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要改变我国金融创新主要依靠外力推动，内
部驱动不足这一现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在立法上放开金融市场准入。唐双宁在
2007 年银监会金融创新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过去农村
金融机构就是一个农村信用社，还有农业银行，应该说竞争很不充分，活力十分
有限。去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缓解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矛
盾，尽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问题，银监会颁布了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
构市场准入的政策，诞生了一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的金融机
构，这是机构创新。”[1]
随着我国兑现加入 WTO 时签订的于 2006 年底开放我国金融市场的协议，我
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开始引入了外国竞争者，相应的立法也进行了修改与调整。但
是，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强调放开金融市场准入并不仅仅是强调引入外国竞争者，
我国的金融市场要坚持对内、对外同时开放，从“只对外开放”转对外开放的同
时“对内开放”。要改变我国民营资本很难进入金融业的现状，在金融业全面对
外开放的同时增强民间资本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机
构体系，引入足够多的市场竞争者，只有这样我国的金融创新才会有内生的动力。
放开市场准入同时就意味着要加强对市场准入的严格准入监管立法，完善相
应的登记操作细则，防止出现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在我国公司法实践中经常出
现的情况，保护存款人、投资者等相关利益者的权益。
要解决我国中资银行的创新内在动力不足难题，还要完善的是我国的金融机
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探讨公司治理改革，产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产权的
明晰，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这就要求改变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等的国有独资性质，实施股份制改革。当前，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股
份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农行还在准备阶段以外，其他的国有银行已经
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革，并最终完成上市。我国的其他金融机构同样也应该进行相
应的改革，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随着 1999 年按账面价值剥离的不良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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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剩余的不良资产都是 2004 年之后按市场价值收购的，
不良资产处置损失得以锁定，因此产权改革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与国有商业银
行产权制度改革类似，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设计当前仍然应该突出国有
股份的绝对控股，以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有关金融法规及政策的进一步放
宽，再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使国家绝对控股逐步向相对控股发展。除了产权制
度以外，需要改革的还有改善其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
事会，完善的公司治理组织体系，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
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国有独资公司，其内部治理结构理应符合《公司法》
中关于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但是目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同之处
在于它们既未设股东会，亦没有设董事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职权被分配到监
事会和总裁上，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遭到极大破坏，治理结构出现了极大的混乱。
在现有的治理结构下，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控制权实际上被管理层单方掌握：
一方面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决策与执行一体化的问题突出，对高级管理层
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另一方面将控制权授予了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而剩余索取
权属于国家，从而出现管理层目标与国家目标的偏离。因此，财政部同各家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之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与办事处之间，都普遍存在明显的“内
部人控制”问题。所以，各个金融机构应当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明确股东
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职责和权利。并且，我国除了要
加强对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立法完善以外，还应当填补这
些除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外的其他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的立法，
使其有法可依，防止其在真空中运行而导致的种种弊端。
3.3.2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知识产权在保护金融创新上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主要为
智力劳动成果，而金融创新则恰恰是人们在金融领域进行富有创造性劳动而产生
的智力成果。同时，知识产权客体具有无形性和信息性以及可共享性，这也是金
融创新的重要属性。也正是这种自然状态下的可共享性，使得知识产权成为保护
金融创新的合理的工具。并且，知识产权所包含的权利是十分广泛的，它可以涵
盖大多数的金融创新的内容，作为法定“私权”， 知识产权可以给金融创新主体
以切实的多方位的保护。依据 WTO 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则，金融创
新产品和金融创新服务作为智力活动的成果，可以依法享有知识产权。
在金融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专利权的保护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地
位。正如欧洲专利局认为的那样：引导用户消费方法、商品及服务的方法、记账
方法、开发新市场和新交易的方法、在金融服务和与互联网有关的电子商务活动
中有更多的商业方法的专利等，都是重要的商业方法，这些商业方法，是金融创
新的关键产物。倘若授予这些商业方法专利权，将为金融业带来重大的变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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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类商业方法等在欧洲国家早就颁发了许多专利，美国、日本等国也已经
在专利审查指南中将金融产品予以单独分类规定。而我国迄今还没有相应法规，
金融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比较落后，所以，从保护金融创新积极性角度来说，我国
的专利权保护客体应当进行拓宽。
最早的金融创新商业方法保护案可以追溯美国 1982 年派纳·韦泊与迈瑞
尔·里齐案，该案最早提出商业方法可专利性问题。1982 年，里齐获得了 CMA
账户的专利即“证券经纪现金管理系统”，一个商业方法软件专利。发现韦泊抄
袭该 CMA 账户的基本构思(当然也是用计算机来对该账户进行簿记的)时，里齐
便状告韦泊侵权。在该案件中，韦泊以该专利所请求保护的不是可以授予专利权
的主题为由向法院提交了一个简易判决动议，请求法院判定原告专利无效。法院
最终认定被告对这种账户计算机化簿记方法享有的专利有效，构成侵权。[30]1996
年，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布了《计算机软件和商业方法专利申请的审查指南》。该
指南称：“发明没有必要显示技术贡献的实际存在，而只需在技术领域内并产生
一种“有用、具体而且确实的效果”。新指南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得成千上万件
与商业方法软件有关的专利得到了美国专利商标局保护。根据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的统计，商业方法专利主要集中在美国专利分类的 705 类别内。在 705 分类中，
有关金融活动和管理活动的商业方法专利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99 年以后，电
子商务和金融交易系统已占据了 705 分类专利申请的第一和第二位。可见，美国
已经扩大和加强了对软件的专利保护力度，大幅度地开放了与计算机软件有关的
专利保护范围，很多用于支持金融创新产品和金融创新服务计算机系统受到了专
利保护。这些计算机系统可做程序化交易、控制养老金计划、自动化保险报价和
保险单发行、操作股票和商品的交易、授权信用卡的购买，支持的自动柜员机，
实施按揭贷款和计算证券的支出等等，遍及金融业的各个领域。在金融创新领域
中出现的多许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可以通过对支持其运行的计算机软件申请专
利保护，达到保持技术优势和有利的竞争地位，限制其他竞争对手提供相同或类
似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目的。
是否授予商业方法专利，在我国也一直存在着争论。我国《专利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智力活动的规则及方法是不能被授权专利保护的。照此解释，商业方
法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具有可专利性。然而，金融创新却提出了商业
方法可专利性的要求。为此，我们必须考察我国专利法的制定背景。我国的专利
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背景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必须
首先模仿和复制；没有证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鼓励
更多的研发活动。但是，在这种模仿和复制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了技术创新
和技术进步，因此，如何使其得到专利制度的保护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尤其
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创新的存在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以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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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中，技术主要以物化态和人化态形式存在；而以信息技术
为基础的金融创新中，则以纸化态形式或以符号形式存在，表现为针对金融问题
的各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商业方法也包含其中。尤其是针对我国金融市场所创
造出的各种创新型商业方法，需要给予相应的专利保护金融创新要求的拓宽专利
权保护客体，集中体现在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因此，我国专利制度应根据经济发
展的状况适时作出调整，修改相应的专利法条款，保护金融业中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利用著作权保护的最好的案例是对于数据库的保护，世界贸易组
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伯尔尼公约都是将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予以保护的。我
国同样在新著作权法第 14 条中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在法律上赋予了数据库以著
作权，受著作权法保护。金融创新可以利用著作权保护的另一个例子是作为保护
商标权或者专利权的补充。我们知道，金融机构的名称通常以优美的图形，辅之
以漂亮的美术字附置于金融产品之上。对此，可以著作权加以保护。一旦他人将
该图形、美术字的标识贴在商品上时，银行依著作权“自动产生”原则，以侵犯
“在先权”为由诉请宣告注册商标者的商标注册无效。再以保险产品为例，保险
产品实际上也可以看做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因为保险产品要在现实中发挥作
用，必须通过签订保险合同，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地外化。当保险产品以
合同形式外化时，即可以著作权法予以保护。但它只保护合同表现形式，而不保
护其内在的思想原理。其他保险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保险合同的表达方式以模
仿保险产品本质内容，达到规避著作权法的目的。所以，对于盲从模仿可以根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予以补充规制。同时，对于新险种的保护，也可以列入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南斯拉夫法律明确规定，给予新险种发明设计人以专利权。我
国台湾地区也对新险种予以三年的专利保护期限。所以，我国应当明确将新险种
列入著作权或者专利保护范畴。同时，关于金融创新的著作权保护还涉及到金融
创新的广告用语等各个方面。
⑥ 如何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分业监管在当下的金融业运行中，一方面导致监管效率低下，应对金融创新和国际化的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还存在部门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 目前监管责任一般是央行和证监会承担，银监会、保监会所起的作用不大，而且分开监管导致协调程度不够；建议金融监管格局由现在的“一行三会”改为“一行一会”，将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合并，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金监会），形成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金监会统一监督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格局。
⑦ 如何运用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运用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目前，国际上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见，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设计主要应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虑：一是时间维度，主要是关注顺周期效应，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系统的风险是否在金融体系内部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作用下被放大了。这主要考虑采取逆周期政策。二是跨行业维度，主要关注某一特定时点上由于银行间相互依赖的支付体系和共同风险敞口。这主要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针对系统的重要性银行制定严格的规则。三是结构维度，根据金融系统的结构特征，制定限制金融体系风险承担和抗风险能力的措施。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宏观经济审慎监管首先是逆周期政策，应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建立逆周期调控机制。他还表示，要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弥补监管真空和不足，防范和控制好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第一，在逆周期政策方面，当前主要经济组织和监管当局最为推崇的政策工具是逆周期资本缓冲，它要求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时期持有更多的资本，以利于其在经济低迷时期可以维持合理的信贷供应。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基本框架的规定，各成员国可根据“信贷/GDP”指标超出趋势值的程度等要求银行增加2.5%以内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以保护金融体系由于信贷激增所带来的逆向冲击。近几年，我国央行在不断探索逆周期的货币信贷动态调控机制，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风险的调控作用。该机制将利率、汇率等价格型指标和货币信贷增长等数量型指标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进行风险提示，以减少金融机构“羊群效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放大作用，另外还运用信贷政策、差别准备金等政策工具来引导和加强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和调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第二，在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方面，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基本框架，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更强的承担损失的能力。其政策工具主要是系统性资本附加和系统性流动性附加，它是依据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当持有与其系统地位相对应的附加资本金和流动性资本，以缓解其自身失败导致的向其他金融机构的传染效应。第三，针对金融体系的结构特点，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对流动性和杠杆率的要求。为提升控制流动性风险的能力，提出了LCR（流动性覆盖比率）和NSFR（净稳定融资比率）两个指标。作为对最低资本要求的补充，新的杠杆率测算涵盖了表外风险。除此之外，宏观审慎管理还将一些影响金融体系失衡的宏观经济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通货膨胀率等，纳入到了金融部门的评价计划中。
二是中央银行主导宏观审慎管理。在国际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中，加强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职权已成为一种趋势。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国际上普遍实行的是中央银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让渡监管职权给专门的监管机构。金融危机的爆发显示出了这种制度安排的弊端。2009年1月，由各国政府部门和理论界资深人士组成的30人集团公布的《金融改革：一个金融稳定框架》报告中提议，应当给予中央银行足够的监督权和必要的政策工具，使其不仅在金融危机时期也能在信贷扩张时期发挥更大作用。受此影响，英美、欧盟等国家纷纷扩大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权限。
长期以来，对于中央银行是否应拥有金融监督职权一直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不能兼任金融监管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否则存在利益冲突：央行对微观金融的关注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另一种观点则赞同央行应当同时具有金融监管职能和宏观政策制定职能，理由是：由于央行具有降低系统性风险的目的，因此在特定情况下扮演着最终贷款人的角色，理应对金融机构行使监管权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反映出：中央银行缺乏对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不利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在我国，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权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我国政府从宏观层面和国家整体上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和判断。第二，我国中央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我国以国际视野展开系统性风险的早期预警工作。当然，加强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并不意味着取缔金融监管机构，而应当是正确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三，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
⑧ 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主要体现哪几个方面
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内容大致有以下10项：①对金融机构设立的监管，②对金融机构资产负伤业务的监管；③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包括市场准入、市场融资、市场利率、市场规则等；④对会计结算的监管；⑤对外汇外债的监管；⑥对黄金生产、进口、加工、销售活动的监管；⑦对证券业的监管；⑧对保险业的监管，⑨对信托业的监管；⑩对投资黄金、典当、融资租赁等活动的监管。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是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重点，以美国为例，美国
对商业银行实施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有：
(1)《巴塞尔协议》与资本充足率监管。
把资本充足性与风险管理一起考虑是美国金融管理当局于80年代中
期开始的，目前已为世界主要国家所普遍采用。而且随着跨国银行业的大力发展，那些资本要求相对低的银行在全球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要求实行统一资本充足的国际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呼声受到国际清算银行的重视，组织了10国中央银行进行广泛的讨论，于1988年达成了统一的国际标准，记载这一标准的文件，就是著名的《巴塞尔协议》。
⑨ 美国系统性金融系统监管主要指对哪些机构监管
银行业也就成为美国金融监管的重心，商业银行等存款机构成为受到最为严格监管的金融机构，监管措施覆盖了银行经营活动各个方面：如银行准入、准备金要求、资本充足、具体业务范围等等。然而在强调银行业监管的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受到的监管相对不足，甚至完全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