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民间融资规定股东一般是几个人
金融之规定，股东一般是几个人啊？一般人可能就3到5个人左右
B. 全国实际运营的P2P数量已完全归零，它的清零对民间融资有何影响
11月27日，中国银保监会对外表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进展，“互联网金融风险大幅压降，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的约5000家，到今年11月中旬已完全归零”。2007年，第一家P2P公司成立，2012年进入发展时期，2015年进入大发展时期，2018年，暴雷惊动了数千万人的金库，2020年，全部清零，落下帷幕。
针对这次P2P的清零，网上出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毕竟投资者投进去的真金白银，那么多公司，都是拿到了批文，在监管部门的监管下进行的，这是国家金融创新的失败，但是却要让普通来百姓去买单。所以国家也应该加强监管，及时的将追回的资金反还给老百姓。
C.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D. 近年中国民间集资产生的作用及后果
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坎坷之路
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尤其是沿海地区农村，如浙江、福建、广东等。从1986年开始，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企业之间，特别是民营企业之间的直接临时资金拆借或高于银行固定利率性质的民间借贷数量巨大，估计仅2000年企业之间直接拆借或借贷的金额高达800～1000亿元人民币。然而，相对于巨大的民间资本规模，我国的民间金融规模并不大，据有关估计，我国民间金融总量大约在3000亿元，占全国金融总量的0.3%。这也说明，我国的民间资本潜力巨大，民间融资尚未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但真正的民营银行迄今为止还只有民生银行一家，其它进入银行业的资本都是以参股的形式介入，目前11家股份制银行中的其它10家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没有一家是民间资本控股的。我国目前正在由徐滇庆教授组织的5 家民营银行的试点研究工作（这五家民营银行是：沈阳瑞丰银行、广东南华银行、深圳民华银行、江苏苏南银行、西安长城银行，参与试点的企业包括：东宇集团、申达集团、丰嘉集团、志高空调公司、中科智担保公司等），已进行了几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至今没有一家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所以说，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还处于边缘地位。
民间资本的多种投资方式（一级）
民间资本已成为我国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以外的第三支力量。我国民间资本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目前3000亿元的民间金融总量，相对于8万亿居民储蓄存款和12万亿民间资本来说，现有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将民间资本充分激活。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民间资本的多种投资方式。其主要途径有：
民间金融公开化、合法化（二级）
一是民间金融形式如各种基金会、私人钱庄、企业集资等取得合法形式，银行监管机构对其加强监管。对一些确具备一定的注册资本金、能够依法经营、履约率较高的私人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应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转为合法民间金融机构，对其加强管理和监督。二是鼓励民间资金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既可以借鉴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让民间投资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银行；又可以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有条件的地方可成立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从体制上为农村金融机构更广泛地吸收社会资本金、增强服务功能创造条件。目前，江苏无锡、江阴、张家港三市的农村信用社组建了农村商业银行，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开辟了一条道路。
大力发展由民间资本组建的各类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营银行（二级）
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营银行，作为一种增量改革的形式，对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没有体制外的民营银行出现，体制内的国有银行就没有竞争对手，体制内的问题也没有途径来解决。就像国有企业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民营企业来解决一样，民营银行的发展也是解决国有银行问题的手段。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民营银行，而是如何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规模与如何加强对民营银行的监管。
发展投资基金和信托基金（二级）
我国银行系统集中了巨大的个人财富，大量的存差成了龙中之虎，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民间资本投入经济建设，目前有些地方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上海，通过信托基金，民间资本（个人储蓄存款）购买基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民间资本进入原来的国有经济领域，既实现了所有制结构调整，又实现了融资方式的变革，一举两得。因此，我们要把更多的国有企业经营领域放手给非公有制企业来经营，给非公企业更宽松的环境，更多的融资方式，如投资基金、信托基金等，居民将其储蓄购买投资基金、信托基金，通过市场运作方式，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原来的国有部门，实现对国有部门股权结构和经营机制的转换。这样可以提高原国有部门经营的运行效率，符合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发行企业债券（二级）
相对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有其优势，因为，股权涉及到分红，而债券只需还本付息，如果经营得好，债券发行者自己可以有更高的资金回报率。真正效益好的企业更希望发债融资，把利润留在本企业，而不是用来分红，这样就能鼓励企业债券融资，就会彻底改变目前股市火爆、债市冷落的局面，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
发展三板市场（二级）
我国目前已建立了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三板市场初具规模。经济转轨时期形成的产权交易市场和证券柜台市场是我国三板市场的雏形。三板市场的目标就是要弥补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不能充分有效配置民间资本的不足，把最大限度激发民间资本的增值能力和促进企业股权流动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在我国的民营企业无法进入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的情况下，尽快发展三板市场，引导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三板市场，流向民营企业，是促进资金供求平衡的有效办法。
发展民营金融需要制度保障（一级）
我国的民间金融目前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所以，引导民间资金流向，实现民间金融的正规化、合法化，发展民营金融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制度作保障，要尽快建立民营金融组织的正常进入和退出机制及严格的监管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二级）
不论是民间借贷、各种标会、私人钱庄，还是民营银行，都需要一定的保障机制来保障存款人的利益。这种机制就是存款保险制度。有人担心，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会造成民营银行的道德风险，甚至是由经营好的银行为经营差的银行埋单。其实，只要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这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人的利益无法保障，民营金融就发展不起来。存款保险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存款人利益，并不是保证每个参与保险的金融机构都能不折不扣的得到补偿。所以，金融机构一旦因主观原因出现经营危机，保险机构有权要求其退出存款保险体系或由其它金融机构对其接管或兼并，把银行经营不善引起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利率市场化与贷款担保制度（二级）
目前来说，我国尚未实现利率的完全市场化，只有农村地区已开始进行试点，所以，银行仍旧只愿意贷款给国有企业，而不愿意贷款经民营企业。我们一方面要尽快创造条件，实现利率市场化，让资金价格来调节资金流向，实现资金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支持和规范民间担保公司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民营企业融资服务。政府建立担保公司，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应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而不是把民间担保公司整垮或挤出市场。相对于民营企业的巨大资金需求来说，目前的担保公司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它作为民营金融的一种制度保障，应当得到鼓励与支持。
破产清算制度（二级）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完善的破产清算制度，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现有三方面：一是国有企业适应于破产法，非国有企业适应于民事诉讼法。二是破产清算要主动申请，所以，在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没有申请的情况下，不能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这就为破产企业逃避债务提供了方便。三是一部分债务人通过提前受偿使银行的债权不能公平受偿。债务人自己不申请破产，企业资不低债时，一部分得到消息的债权人采取诉讼手段，取得债权，提前受偿，而银行的债权则往往在进入破产程序后才开始受偿，造成严重损失。要尽快建立包括法人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合伙制企业、自然人在内的破产制度，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和实施细则。
征信制度（二级）
信用制度是保证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制度，征信制度的建立是金融机构降低风险和民间资本进入正规融资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建立包括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合伙制企业、自然人在内的信用数据库。随时向客户提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黑名单，以保证金融交易中有关当事人的利益。
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二级）
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所以，对进入者必须有严格的规定，如注册资本、经营场地、经营范围等，另外，在原有民间金融机构正规化的过程中，它们过去是否守法经营、有无损害存款人利益的行为，都是可否进入金融业的重要条件。因此，建立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对责任者的惩戒制度（二级）
对于民营金融机构的风险，不仅来自于借款者，而且来自于机构本身。如何防范银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是发展民营金融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对银行业经营者建立惩戒制度，以强化其责任意识，保证其合法经营并主动防范金融风险。
E. 民间借贷的国内现状
高利贷参差不齐，大数据库
F. （简答题）简述我国企业融资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摘 要：中小企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在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中小企业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较为成功做法，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建议，并对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模式、内容和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建议
统计表明，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工商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超过8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的76%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57%、40%和60%。由其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约占全国城镇就业岗位总数的75%，在全国整体经济中占据大半壁江山.
但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尚不成熟，中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扰，从对我国中小企业比较发达的浙江省部分中小企业管理者所做的调查可看出融资难已经成为经营中的首要难题，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已成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现状与原因分析
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和我国现行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决定了它很难得到股市融资，加之我国产业、风险投资基金发展缓慢，因此，中小企业资金筹措基本上依赖于银行的间接融资完成的。自1998年以来，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措施，如对金融机构连续下发了两个《指导意见》，同时进一步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然而，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并未因此而明显改善，不少中小企业甚至抱怨，他们得到银行贷款似乎更难了。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1.历史背景 中小企业成分复杂，存在较大的制度性风险。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主要来源于5种渠道：一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这部分企业产权不清，机制僵化，经营状况不佳，大部分有长期的银行负债，信用记录不良。二是乡镇企业。这部分企业技术档次低，管理水平低，产品研发能力弱。其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借款、内部积累和集资，一般都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三是一些机关和企业开办的“三产企业”，因其难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达不到银行贷款的条件。四是私营和个体企业，我国近期内这类企业如雨后春笋大批涌现。这些企业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大多是家族企业，财务管理形同虚设，银行难以掌握其真实的经营状况。五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这类企业项目风险较大，启动资金需求大，自身积累难以满足，银行又因担心其项目风险而不敢对其融资。
2.企业自身情况 中小企业自身积累少，经营管理不规范，经营效益低下，银行由于对其融资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存在着“惜贷”、“惧贷”心理。究其原因：一是中小企业自身积累明显不足，对外融资需求大。据《上海统计年鉴2002》显示，2001年，全市中小型企业户平均年末资产只有1914.29万元，仅为大型企业的1／55，中小企业平均年产值1741万元，约为同期大企业的1／34。全市大型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2.67%，中型企业为 55.42%，小企业为56.09%。其二，企业资信等级不够，根据对江苏省1100家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年销售收入500万以下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02年底，江苏省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中3.8%的企业已获得AA级资信等级，10%的企业获得A级资信，但尚有股82%的企业未参与评级，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这部分企业事实上产品缺乏市场潜力，技术含量低，或由于其他原因未参与评级，另一方面则是企业不动产及规模指标难以达到信贷准人等级，未能参评。其三，大部分中小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这些企业普遍都是家族式经营，少数或个别人控制现象严重，法人资产与自然人资产没有严格区分，当企业经营发生困难时，抽逃资产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民营企业财务数据不真实，一个企业往往有几套账表甚至几十上百个账户，造成银行与企业间信息严重不对称，难以掌握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而且部分企业在“转制”过程中逃避银行债务的现象较普遍。
3.首要原因 在对浙江部分中小企业管理者的调查中，他们把难以提供合格的担保、抵押品，难找担保单位作为严重制约金融机构对其融资的首要原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小企业自身规模小，资金实力不强，难以提供符合要求的抵押品和找到有实力的担保单位；第二，抵押担保手续复杂，费用较高，耗时耗力，企业不堪重负；第三，抵押物流通市场窄小，变现能力弱，进一步加大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难度。
4.国家政策对中小企业缺乏必要的引导和扶持 首先，国有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的原因之一是没钱可赚。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庞大，冗员甚多，本身运行成本就高，再加上审贷程序复杂，使得他们几乎没有办法来经办小额贷款，一办就亏。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无论贷款额大小，其运作成本基本相同。举例来说，国有商业银行贷出一笔1亿元一年期的贷款，利息收入600万左右。而贷出一笔10万元的贷款，利息收入只有6000元。这点利息收入还不足以支付银行运作成本，难怪国有商业银行总把眼睛盯在那些大客户身上。其次，近年来，一些地方把“抓大放小”政策片面理解为放弃中小企业，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没有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的特点，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认识不清，信贷支持力度不够。
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建议
(一)政策性融资渠道的建立
在我国现行的企业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已经独立出来，不再以银行和企业的所有者身份对它们的经营活动进行决策和控制，而是以协调者的身份对市场经济中诸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控和引导。目前，政府在“抓大放小”之后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已制定和实施了不少扶持政策，它们的融资问题已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然而对于众多的中小企业，政府亟需推出相应措施，建立中小企业的政策性融资渠道。具体来说，可考虑进行以下操作：
1.建立、完善与中小企业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 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应该先于融资体系的建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建立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健康、有序的融资体系才能蓬勃发展。中小企业发达的国家地区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
日本早在1953年颁布了《信用保证协会法》，为中小企业从民间机构融资实行担保。为促进信用担保体系的发展，日本政府于1950年颁布了《小企业信用保险法》，奠定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法律基础。1958年，日本对《小企业信用保险法》进行了修改，把信用担保体系和信用保险体系理顺，避免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重复。196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基本法》，是日本中小企业发展的纲领性法规，被称为日本的中小企业宪法。此外还有《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为中小企业现代化提供资金保证；《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法》等等，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较为完善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日本政府还进行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建设，其中涉及融资的制度就有新技术企业保险制度，这是一种针对开发一种新技术需要大量资金，但技术产业化存在风险，筹措资金又缺乏抵押品和必要的能力的中小企业，进行资助。当企业在技术开发中出现了事故，产生了损失，这一保险制度就可为其提供补助金额。
我国到目前关于中小企业的法律有《小型企业租赁暂行条例》，《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出售国有小型企业暂行条例》，《乡镇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等。以上这些法律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和经济转轨前期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情况的变化，这些法律法规已经变得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了。主要表现在：(1)按照所有制划分，已经不再适应现实。(2)侧重于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3)许多法规为国务院或国务院各直属部委制定，法律效力低且不系统。于2003年1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作为我国中小企业法律的“母法”，初步界定了法律的调整范围。重新确定了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该法的第二章(资金支持)对中小企业融资作出了明确的指导。
2.建立政府系统中小企业金融机构 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日本政府为了发挥中小企业的活力来支撑日本经济，综合实施了各种相应政策，其中在资金支持方面设立了完善的政府系统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包括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和工商公会中央金库，利用财政资金对中小企业进行资金融通。这3家机构分工明确，其中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为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及稳定经营所需的长期资金提供融资，国民金融公库为小型企业的小额事业所需的资金提供融资，工商公会中央金库则是具有存贷款、债券、外汇等综合金融机能的金融机构，进行推行中小企业组织化的金融业务。这些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一般利率较低、期限较长、担保要求较松，其中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还依据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调整产业结构、节能、防止公害等特定政策目标提供特别贷款，具有更优惠的利率、期限条件。
针对我国具体情况，建立相应的政府金融支持机构势在必行。在具体操作上提出以下建议：(1)在形式上，可以设立相应的政策性银行，也可以委托现有的商业银行开设此类业务，但要保证贷款专项使用，真正体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目的。同时，也可考虑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产业结构升级等特定用途。(2)在资金来源上，可以由中央财政拨款，也可以与地方财政共同出资。随着机构改革的推行和企业效益的好转，我们的财政收入应能保证这项开支的来源。(3)在融资方式上，要以长期的信贷资金融通为主，也应考虑设立投资性机构。日本的中小企业投资扶持株式会社就是通过承兑中小企业股票、可转换债券等方式向中小企业进行投资的政策机构，以充实这些企业的自有资本。这样，资金支持与资金投入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增强中小企业的活力。
3.建立、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实施相应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用风险较大，银行不愿对它们提供贷款。从根本上解决贷款难、银行“惜贷”的出路在于建立全国范围内的信用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二部分的第十八条明确指出国家将会推进信用制度建设，“建立信用信息征集与评价体系，实现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查询、交流和共享的社会化。”比如日本就在全国务都道府县设有信用保证协会，在缺乏信用和担保能力的中小企业从民间金融机构借贷经营资本时对债务予以保证，并且对信用保证协会保证的债务由政府出资的中小企业信用保险金库进行保险。美国的小企业管理局(SBA)也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一般在75万美元以下，担保部分不超过90%。
目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散出资，规模过小，许多地方政府按县区设立担保基金，有些基金只有几百万，大部分企业互助基金规模小，很难得到银行的信任；资金来源单一，缺乏资金补偿机制；缺乏专业队伍，由于过去专业担保机构少，近两年担保机构扩张迅速，担保专业人才短缺。
此外还存在着如何合理运用担保基金，如何减少政府干预等问题。虽然我国1995年颁布了担保法，但是该法是规范担保行为而不是规范担保机构的，缺少对担保机构的法律规范。1998年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试点以来，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分别发布了有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管理办法，但是主要针对政策性担保机构，适用范围比较窄，不够完善。目前，国内已经有多种形式的担保机构，因此，迫切需要规范担保机构的相关法律规定。
4.制定相关的中小企业扶植政策 我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与人民日常生活联系密切，是职工就业的主要场所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政府必须推行相应的扶植政策，优化中小企业面临的金融环境，真正搞活中小企业。(1)成立统筹全局的政府管理机构，如美国的SBA、日本的中小企业厅等组织，对束缚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因素统一协调解决。在此基础上，融资困难的状况自然会得到化解。(2)鼓励中小企业通过改制和重组优化资产结构，降低其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3)在税收上除对新改制的中小企业给以优惠外，也应对中小企业用于开发、改造的投资减免所得税。(4)鼓励居民储蓄部分投向中小企业。
G. 我国民营企业民间融资法律法规有哪些
只知道企业间不能借贷，可以向公民个人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