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试述信托的基本法观念
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
1、民事信托。我国的江平教授和日本的中野正俊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发展中国民事信托的构想。与《信托法》（如第三条）确立的“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模式有所不同，江平教授提出了“民事信托（含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制度架构，他认为我国的民事信托应相当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 ]，而营业信托只是以经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一种民事信托。这无疑是对信托制度本源和社会基础的回归——民间财产转移与管理，对于满足民众迅速增长的理财需求和从根本上推动信托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日本无民事信托”的观念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中野正俊教授在总结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实际上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在性质上仅仅作为判例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这不仅是对日本信托理论和观念的触动，也对我国民事信托的认识和发展极具启示。难道我国当前的民事信托活动就仅限于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初级形式吗？目前，学界对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满信心。随着信托思想的普及和信托制度的健全，越来越富裕的国人必定会逐渐认识并充分运用民事信托的财产保护和增值功能。由此，受托人在“职业受托” 的基础上也会产生“非职业受托”，不断积聚的公民生活资料会更高效地转化为生产资料。不论这样的民事信托是否还保有在英国起源时的“原汁原味”，但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动作用将是非常可观的。
2、公益信托。我国当前各方面的公益需求非常巨大，但公益事业主要以基金会的形式出现。江平教授认为，目前基金会的设立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且程序较繁琐，与公益信托相比虽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却没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学界普遍呼吁，积极引入灵活、便捷的公益信托，以扭转我国公益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但是，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之下，发展公益信托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一是动力不足，即各项鼓励措施（如税收等）还未出台，影响了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的积极性；二是机制不健全，即由于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还未真正明确到位，公益信托的受托人资格难以核定，有效管理无法落实。值得期待的是，有关部门已将公益信托列入议事日程，相信不久将在我国的公益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政部门等相关国家机关应积极推动公益信托的开展，鼓励和保障社会捐助，实现信托业和公益事业的“双赢”效应。
3、信托法学说。目前，学界的目光多集中于信托制度的冲突与协调，对信托理论学说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滞后。中野正俊教授基于当前信托和信托法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日本信托法学界已有的“债权说”、“物权说”、“实质性法主体说”和“相对性权利转移说”之外，提出了颇具创意的“限制性权利转移说”，即认为信托财产并未完整地转移财产权，而是根据信托目的限制性地转移财产权。[ ]该学说对信托目的的重视值得赞赏，在当前的信托理论与实务中均具有相当的解释力。韩国的洪裕硕教授在全面分析日本信托法理论各流派的基础上，赞成把信托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之后再展开解释的“新债权说”。一直以来，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深刻地影响着亚洲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信托立法和司法，我国信托法学界至今没有影响较大的理论学说，因此借鉴日本的信托法学说既必要又可行。同时，信托法学界应加强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信托理论交流，并紧密结合信托实务操作和信托发展动向，及早提出我国自己的信托法学说。随着我国信托法制的进一步发展，民商法与信托法之间的冲突将会越来越突出，法学界可以考虑将信托法学提升为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针对其独特性展开全方位研究。
4、信托观念。虽然信托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但国人对信托的认识却相当滞后。我国本身没有信托传统，而“一物两权”的英美式信托与大陆法系国家“一物一权”的传统所有权概念和法律体系相去甚远，加之当前转轨过程中市场信用机制严重缺乏，使得信托制度在我国的继受和发展面临诸多困扰。江平教授认为，信托的观念与运用在我国长期处于误解和歧义之中。洪裕硕教授也坦言，信托在大陆法系的中国和韩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的确，由于人们对信托的普遍陌生和信托公司屡屡被整顿，社会上对信托的质疑与排挤在长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解，这对于信托观念的培育和普及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根源，仍旧是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法律不健全和信誉严重缺失是制约我国发展信托制度和普及信托观念的系统性障碍。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日趋发达，国民理财的需求与人们对信托的认识将会同步增长，尤其在信托理论和立法的不断推动下，信托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必将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接受。
『贰』 以日本信托业的发展对我国的信托业有何启示或借鉴
日本引入信托制度之初，也面临信任基础构筑以及投资者保护难题，为此日本对于贷款信托等部分金钱信托采取了附加保障本金补充合同的法律制度，要求信托机构从信托收益中提取相应的准备金，同时还适用于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此类信托产品的风险监管约束，也可达到保障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不过日本并不是所有信托产品都适用于上述规定，除了特定金钱信托产品，其他信托产品是不适用于本金保障的规定。这样投资者就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选择信托产品，信托公司也可以根据不同信托产品制定投资策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刚性兑付作为一个信托公司经营策略，容易导致忽视自身责任承担以及相关监管举措缺位的问题，因而一旦风险问题暴露集中化，信托公司能够使用的应对之策就非常少，损耗投资者信心。就解决信托产品刚性兑付问题而言，信托公司可以采取差异化产品设计，发行保本和非保本信托产品，适应不同投资偏好，而监管部门对于保本信托产品则可以安排更加严格风险监管制度，保障投资者本金安全；而对于非保本信托产品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受托人职责，安排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受益人利益补偿机制，以此实现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普及信托文化和理念，使投资者能够更加充分认识信托产品投资本质。
日本信托业务发展之初，信托业务主要也是发挥融资功能，尤其是以贷款信托为主的信托产品占比非常高。不过，与我国现阶段信托业的状况不同，自40、50年代开始，日本信托业开始执行长期金融功能，这就避免与银行业务同质化以及恶性竞争，同时日本贷款信托法也对贷款信托资金的投向有着明确的规定，起初要求投向钢铁、矿产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而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贷款信托资金则被要求投向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的部门。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还进一步制定了《贷款信托法》，实现了贷款信托商品化，加之门槛不高，获得大量委托人的青睐，也间接起到了普及信托文化的作用，为发掘更大的信托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以贷款信托为代表的融资类信托产品逐步减少，目前贷款信托基本绝迹，逐步被土地信托、有价证券信托等所取代，信托制度的财富管理功能、投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业务融资化与国家经济增长阶段有很大关系，经济增长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融资需求强烈，信托业务融资化特征相对显著，这本身是信托制度适应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表现。但是，我国信托业务融资化主要在于很多业务都是通道业务，而且很多信托资金投向了国家宏观调控限制的房地产、过剩产能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应该更多发挥信托制度融资优势去支持新兴战略产业，以此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信托融资化问题还在于信托与银行的经营模式近似，同质化严重，虽然信托公司基本选择风险更高的项目运作，但是盈利模式基本也是靠利差，而且各家信托产品同质化严重。目前，我国依然处于相对增长较快的阶段，融资需求依然较为强烈，因为信托业需要进一步优化信托融资功能发挥的路径，实现差异化经营目标。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强信托文化的普及，进一步发掘其他信托业务需求，从而有利于提高信托业收入来源以及未来融资信托业务收缩可能带来的冲击。
面对资管市场开放挑战的日本经验：专业化及规模化
我国信托公司曾经是我国唯一能够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实体进行资产配置的金融机构，然而随着我国金融监管的放松以及资产管理市场逐步的开放，这种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目前，券商、基金子公司、保险公司都可以跨市场进行资产配置，信托业制度红利严重削弱，信托公司经营发展所面临的竞争挑战更大。目前，我国信托公司在通道业务、上市股权质押、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市场已经被分割。
日本信托业也面临着信托市场逐步开放的挑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日本信托业也加快了这样的改革开放步伐，1986年允许外资银行以成立现地法人的形式，经营信托业务。1993年允许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或者是信托合同代理店来参与信托业务，2002年又允许金融机构总公司亲自来从事业务，2004年修订信托业法以后，允许通过新设信托公司或者说新设代理店的形式来从事信托业务。日本信托机构应对之策在于，一方面明确了自身所具有的从事信托业务的专业性，通过聘请或者邀请该领域专家，来提高公司整体专业运营能力。同时，密切跟踪社会经济发展所蕴含的业务机会，及时创新产品服务；综合化服务增强客户粘性，日本信托银行兼营存款业务、证券过户代理、不动产买卖等业务。另一方面，加大规模化经营步伐，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信托业加快了并购步伐，如1999年排名第三的三井信托与排名第六的中央信托合并，2000年4月三菱信托、日本信托和东京三菱银行决定实行联合经营。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公司发展根本还在于专业化经营，因而我国信托业仍需要加强业务专业性，培育和招聘更多专业人才，深化信托制度的应用空间和范围，加快信托业务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信托公司仍需要加强渠道建设，细化客户管理，通过客户管理系统，细化客户管理策略，分析客户金融服务需求和投资偏好，为客户指定个性化产品推荐和财富管理方案。信托公司需要加强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加强各种风险管理工具的应用，诸如评级体系、预警体系等，提高风险管理量化水平，形成良好的风险文化和报告体系。信托公司需要进一步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向社会和市场传递企业经营理念、发展愿景等，增强经营透明性，强化客户的认同感和信任度。同时，信托业也需要通过横向兼并收购和纵向兼并收购，实现综合化、规模化经营，提升综合经营实力。
信托业发展政策扶持的日本经验：制度供给与精心培育
我国政府在引进和促进信托业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然而，面对如何培育和发展信托业，自2001年《信托法》之后才有了明确的思路，不过从当前看，信托业转型发展的相关制度供给和政策依然不充足，而且随着资管市场的加速开放，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解决行业发展方向以及分业监管下的制度协调问题。
日本政府在信托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对于培育信托业非常重视。一方面，日本政府不断加强有效的信托制度供给，从最初的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到后来的贷款信托法、资产流动化法，再到信托法和信托业法的再修订。信托业务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在大陆法系下需要依照基本的法律制度进行操作，日本信托制度继承了英美信托制度，又有本土化，具有较大先进性。同时，日本又根据信托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制定各类业务特定法律制度，推动信托业的商品化和快速发展。为了适应新时期信托业务的大发展，2004年日本开始着手修订新的信托制度，这赋予日本信托公司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保证信托机构与银行、保险等新进入竞争者保持相同的监管要求，维护行业公平竞争和有序发展。而且，日本信托业法律制度与其他不动产、税法等都有很好的衔接，解决了大陆法系下信托业务发展的不兼容问题，有效促进了日本信托业务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二战后以及信托市场开放关键时期也给予了日本信托业很大的政策支持。二战以后由于战争造成的灾难，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资产大量流失，信托公司经营也曾一度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日本政府通过让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业务，成功地打破这了一僵局，日本信托业从此进入了兼营阶段。1953年日本又对信托业确定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并提出了长期金融和短期金融分离的方针，要求信托银行发挥长期金融职能，以信托业务为主，而原来兼营信托业务的银行相继不再经营信托业务，这样，日本的信托业务主要集中到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东洋、日本和中央等7家信托银行手中。
日本经验所给与的启示在于：信托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政府的作用却是无法替代，而政府对于信托制度的供给和发展路径设计，也决定了这个信托业发展速度和成熟度。我国缺少“信托业法”，信托公司的合法权益缺乏必要的保障依据，尤其是在资管市场加速开放的当下，由于缺乏顶层设计，信托公司与其他从事类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虽然我国2001年颁布《信托法》，然而信托财产独立性和产权归属问题、信托财产公示问题等还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信托立法过程中存在很多概念模糊、条文不清的地方，这对于信托业务实际操作形成较大制约。因而我国应该加快建立和完善信托行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合理的信托行业制度供给引导其健康发展，为信托行业提供更大创新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可在税收、信托公司异地部门建设、业务创新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和支持，帮助信托公司渡过行业转型发展困难时期。
『叁』 我国的信托业和日本的差距 应该怎么样发展
中国的信托起步较晚，处在萌芽状态。但是近年来，高净值人士越来越多，这块的市场非常大。像我们接触的客户，他们自身的意识层次也在慢慢提高。
『肆』 信托在中国有多久的历史
1.信托的由来：
信托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律行为，同时又是一种金融制度,与银行、保险、证券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是在英国“尤斯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几个世纪了。
但是，现代信托制度却是19世纪初传入美国后，在传入美国后信托得到快速的发展壮大起来的。美国是目前信托制度最为健全，信托产品最为丰富、发展总量最大的国家。
我国的信托制度最早诞生于20世纪初，但在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信托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信托业难以有所作为。
我国信托业的真正发展开始于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8年，改革初期，百废待新，许多地区和部门对建设资金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为适应全社会对融资方式和资金需求多样化的需要，1979年10月我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诞生了。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现代信托制度进入了新的纪元，也极大促进了我国信托行业的发展
信托即信任委托。它起源于14世纪罗马的“Fidei Commissum”(遗嘱信托)制度。当时这一信托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使外国人、俘虏、异教徒等非法继承人能以合法的方式取得对遗产的继承。即财产所有者通过遗嘱，指定一个具有法定资格的继承人，先让其继承遗产，然后再由这个人转给立嘱者意愿中要赠与的人。由于这一制度具有的规避当时遗产受赠法的特性，起初并不为罗马法所承认，只是到了罗马国后期才赋予其合法的地位。
古罗马信托制度尽管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今天的信托制度相差甚远，但在本质上都不失是将财产交给受托人经营，而收益由收益人享用的一种制度。此后，这一制度被英国采用。在英国，最初是由个人承办信托，委托者找自己信任的亲朋或律师担任受托者，不给报酬，称之为“民事信托”。这种依靠个人关系而进行的信托，在管理、运用财产的时候往往出现许多问题和发生财产损失、纠纷。1883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受托者条例”，对个人受托者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法律加以限制。1896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官选受托者条例”，规定法院可以选任受托者。被选任的一般是法院的法官，仍是以个人作为受托者。1907年公布的“官营受托法规”规定，政府可以开办信托机构并成为信托法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信托主要是为参加战争的英国军人办理遗嘱信托。直到1908年由官方出面设立的信托局才在伦敦正式成立，并在各大城市相继设立了分局。官方信托局的主要业务是：管理 1000镑以下的小额信托财产，保管证券及重要文件，办理遗嘱或契约委托事项，办理政府机关委托事项，管理被没收的财产等。办理这些业务虽都要收取一些费用，但由政府组办的信托机构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由法人办理的信托则是在1899年《公司法》的基础上，以1925年的“法人受托者条例”为基础开始的。
英国的信托业务主要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兼营业务，专营信托业务的公司所占的比重则较小。英国全部信托业务的90％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密特兰、巴克莱、苏埃德等四大商业银行设立的信托部和信托公司。由于大部分信托业务是个人承办的，所以英国的信托以民事为主。由法人承受的主要是股票、债券等代办业务和年金信托、投资顾问、代理土地买卖等业务。
在世界各国当中，虽然英国信托业发展的时间较长，而且美国的信托源于英国，但其发展程度则远不如美国和日本。
从1792年美国第一家信托公司成立到19世纪初，信托多由保险公司作为一项副业经营，主要是按死者生前的愿望处理其财产。此后不久，随着信托业务的扩大，当时的信托公司从保险公司中独立出来。特别是1830年以后，美国的信托公司大量出现。到十九世纪末，在美国社会中，信托公司不仅积极参与筹集、承购铁路、矿山债券，而且也为普通百姓办理管理钱款和财产。
如果说美国的信托业务是从英国学来的，那么，日本的信托业则是从美国引进的。
日本的信托业务最初是在银行内部经营的。1902年，日本兴业银行成立以后，首次开办了信托业务。不久，安田银行(今富士银行)、第一百银行(今三菱银行)和三井银行等几家主要的银行也都先后开办了信托业务。
1904年成立的东京信托公司，是日本第一家专业性信托公司。这家信托公司的成立，是日本信托事业大发展的开端。随后，在日本国各地很快出现了各类信托公司，业务品种比较多，其经营也较混乱。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信托公司因经济萧条而倒闭。日本政府则借此机会先后颁布了《信托法》和《信托业法》。这两个法对信托业务的经营原则和监管办法做了详细的规定，并使之成为日后日本信托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同时，依据以上两法对全日本的信托业进行全面的整顿，从而把日本的信托事业推进到一个规范化发展的崭新阶段。
19世纪中期以后，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随金融工具形式的增多，人们的财富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也一改原来那种在信托关系中消极地充当财产持有人的做法，而以积极的态度运用信托财产增殖，在社会经济中，信托日益担负起参与一国经济建设的资金融通作用。受托人角色与功能的变化，一方面促进了受托人自身经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使信托与融、投资日益密切结合。在信托业务的发展过程中，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房地产信托也随之发展起来。
二、房地产信托及主要形式
房地产信托在国外许多国家中被称为不动产信托。这是一种以土地及地上固着物为标的物，并以对其进行管理和出卖为目的的信托。在这种信托关系中，其核心是房地产财产，基础是信任委托，运作方式是房地产财产的经营与管理。由于这种融资方式涉及到房地产业的资金融通及风险管理，从而成为许多国家房地产融资的一种主要形式。
从世界各国房地产信托发展的历程看，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传统信托业务向开放性业务转变的过程。
传统房地产信托业务主要是在二战前后开展的宅地分块出售、对不动产的管理和一些中间业务。这一时期的诸项业务品种大体上可以归类为管理信托和处分信托。其中的管理信托，主要是代收地租、房租和承办租赁办公楼、居民楼及其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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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信托是什么——七种视角下的追问
“信托火了”，这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常常听到的话。且不说信托产品的销售广告已是铺天盖地，让普通公众也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好奇。当信托业资产规模超越保险，坐上金融业第二把交椅，不管人们过去对这个行业有什么看法，都再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了。实际上，在数年之前，信托还是少有人知的事物。不少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求职时都不知道有这个去向，倒是很多学法律的人曾经在法制史教材上看到过中世纪的英国发展出了这么一种重要、独特又让人摸不清头脑的制度。信托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之中，也不过是寂寂无名的一部小法，而且单门独户，仿佛与其他法律格格不入。所以，不知道信托，实属正常。对信托充满困惑甚至怀疑，也是不足为奇。不过，当信托业有了如此规模，在资金融通和为投资者创造收益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是时候该重新问一问：信托到底是什么？一、投资者的视角目前，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信托是一种投资渠道。如果只有少量存款，还要以此支付各种生活开销，那么只能放在家里或者存到银行。但如果坐拥大笔可流动资金，就不仅需要保管了。银行利率太低，股票投资也存在诸多问题，人们希望用富余资金去投资，以获取相对较高的回报。人们可能会自己兴办或者参股企业。但是有魄力、精力和能力去办企业的人总是少数，合适的投资机会也不好找。这时候，人们可能想找个专业的投资机构去帮他寻找好的投资项目，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考虑信托投资了。信托公司是可以用投资者托付的资金进行投资的专业机构。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某一个信托项目，信托公司汇集了不同投资人的资金然后投给某一个融资企业。说信托是“合法的非法集资”是很形象的，但是存在本质区别。信托公司是经过严格审批而设立的金融机构，它具有全面的投资能力，可以发放贷款，可以进行股权投资，当然也可以进行证券投资、购买债券，等等。由于信托投资非常灵活，如果管理不善，很容易损害投资者利益，甚至扰乱金融秩序。因此，我国对信托业设定了很高的准入门槛，并且非常注重对信托业务的监督管理。中国银监会是信托公司的归口监督机构。目前，我国信托业经过较快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合规风控机制，拥有了素质较高的涉及投资、财务、法律等专业的人才队伍，具备了专业化的投资能力。信托公司一般是先找项目，后募集资金，每笔资金对应着一个特定的项目。投资者可以通过信托公司的尽调报告事先了解项目情况、交易方资质、潜在风险及抵押担保措施等内容，然后决定是否投资。项目实施后，信托公司会按照约定向投资者披露项目进展情况、分配投资收益。信托公司对每笔项目都是单独管理和核算的，一个项目出了问题，其他项目不受牵连，信托公司本身的债务也不能用投资者的钱埋单。为了保证集合投资信托计划的资金安全，银监会出台了专门规定，通过要求信托公司设立监管帐户、聘请外部律师、对部分项目进行事前审查等手段，防范信托公司的不规范操作。在信托投资中，如果项目出现亏损，投资者自负，不过如果信托公司存在失职而导致亏损的，应当向投资者进行相应的赔偿。二、融资方的视角现在，信托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途径。信托融资的优点是更为灵活，缺点是融资成本一般更高些。其实这也无所谓缺点，因为既然无法获得更低成本的资金，信托融资渠道的存在本身就是优点了。目前信托融资整体的高成本并不说明信托一定是高成本的，而是诸多现实原因导致资金稀缺性被放大了。实际上，有些资金来源充足、风格稳健的信托公司甚至会以低于银行整体贷款融资成本的条件为一些还款有保障的优质项目提供融资。由于信托公司只收取相对固定的信托报酬，信托投资收益水平取决于投资者的要求，不存在国家干预的问题，因此信托融资成本的高低是投资者的收益需求和融资方的融资需求博弈的结果。当然不可否认，目前人们对信托投资的风险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存在刚性兑付，信托公司之间的竞争也比较激烈，加之房地产项目的融资方对于资金有迫切需求且对未来风险未必有充分判断，这些因素很可能间接推高了信托融资成本。随着信托业的成熟，信托公司也可以实现更低的融资成本，或者通过提供多元化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拿到好的投资项目。信托可以提供期限更长，方式更多样，资金规模更大，交易结构更灵活的融资服务。有些项目中，为了更好的保障资金安全，信托公司可能会参与融资方的经营管理或者对融资方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进行全方位监管，这对于融资方来说也算是一种缺点。但这也是信托公司掌控项目风险的必然选择，是为投资者负责的表现。三、信托业的视角对于信托业来说，信托是一种业务，是营业执照上的一项经营资质。信托公司就是凭借信托牌照，通过经营信托业务而获取收益的金融机构。如果说信托业是暴利的，应该说信托投资者是“暴利”的。信托公司只收取一定比例的信托报酬，百分之一、二是正常的。在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信托公司可能会索取更高的报酬，但相对于投资者的收益来说，肯定是“小头”。信托的盈利模式跟银行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经营方式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信托公司更像是投资者和融资方之间的一个媒婆，起到匹配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和不同利润创造能力的企业的作用。信托报酬是一种管理费或者说服务费。当然优秀的信托公司可能会参与融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为降低经营风险起到积极作用，这时信托就不仅仅是个媒婆了。银行赚的是差价，人们把钱存到银行，表面是保管，在法律和财务上则是借贷关系。银行是通过向存款人支付较低的利息和提供“保管服务”换取了资金的使用权，然后把钱当作自己的钱，以远高于存款利息的贷款利率贷给需要钱的融资者。在通胀率高于存款利率时，银行连保管义务也无法尽到，因为“保管物”实际上是不断缩水的。信托业的融资成本常常高于银行贷款，因为信托项目风险一般更高些。在卖方市场下，银行完全可以选择更优质的交易对手和项目，更何况存款利率很低时，不太高的贷款利息就可以让银行大发其财了。信托公司并不是没有能力去跟银行抢这些优质的项目，因为他完全可以以低于贷款利率的融资成本提供资金，只要投资者愿意接受高于存款利息但是低于贷款利率的回报。等投资者回归理性，只要银行利率保持这种管制模式，相信今后这种低收益率的信托项目也不会鲜见。如果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通过合法渠道拿自己的钱投资显然比让别人用自己的钱赚钱好得多了。不过总体看，信托业注定是要在风险相对较高的项目中通过中后期管理和运用各种风险防控措施降低项目风险。社会中注定有大量资金愿意承受高风险，以获取高收益，这是资本要追求更高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在风险相对较高的项目上有所作为，是信托业的立足之本，否则它跟银行的实际功能便没有差别了。信托业的使命和特性决定了，它必须要有强大的项目发掘、甄别能力和风控能力，否则就当不了好媒婆。而且必须严格依法经营，尽到勤勉管理义务，否则就会导致资金风险承受力和项目实际风险不相匹配，进而放大市场风险，扰乱金融秩序。也正因此，信托营业必须是一种特许经营，至少有行政法规以上的法律文件才能予以规定，而且每一个新的营业机构都必须由工商部门和监管机构的特别审批或者认定。有了信托法，就可以依法开展民事信托，但是作为一项经营资质的商事信托必须有相应国家机关的特别许可。否则，即便有无数合理的理由，也属于无证驾驶、非法营业。四、金融业的视角对于现代金融业来说，信托是金融分支之一，它能够满足资金的投资、增值需要。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金融诸分支各成一路，是因为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或者能以不同的方式满足资金融通的功能。银行实现的是资金存储、结算、流通的功能，它以货币在大范围内的流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基础，是货币流通的基本途径，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金融活动。它以资金安全、保值为重，否则结算功能会受到损害，所以银行资金的融出活动不能够经受太高的风险，并且要受到规模限制；商业保险满足的是人们对商业活动安定性的需要。古罗马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们所自发创造的互保机制是它的渊薮，不过现代保险制度只能追溯到中世纪城市经济的发展时期。而当现代社会肢解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内部保障机制，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也需要在大社会内寻找一种可靠的保障，否则便无法建立对未来生活的基本预期，人寿和健康保险就必然要发展起来了。凭借大数定律，越大范围内的互保越可靠，保险公司规模越大自身盈利也越多。而保险公司沉淀下来的巨额资本再投入社会中，便在为自身获利的同时，融通了资金；西方证券观念的诞生远早于上市公司制度的出现，外延也不限于上市公司股份，不过对于中国而言，证券行业是以帮助实力较强的企业实现上市、提高透明度、发行证券以及代理投资者买卖证券为核心职能的行业。自营业务虽是证券公司创收的重要渠道，但运用自有资金投资并不是证券行业特有的功能。或许中国证券行业的价值并不在于直接融通资金，而在于为股票投资者了解他们的投资标的提供了可能，从而间接鼓励了投资，同时高效、集约化的代理投资者完成交易操作，降低了股票交易的社会成本。以营业信托为代表的资管行业也有它特殊的功能。正如马斯洛所说，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对于资产持有人来说，银行满足的是资金在当下的安全需要，保险满足的是资产未来的安全需要，信托业满足的则是人们希望资产增值的需要，是要把生活过的更好的需要。所以，信托业注定只有在社会繁荣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发展，而且必定会发达起来，因为促使他产生的社会需要本身是足够强大的。人们把钱存到银行，是为了保管，用钱购买保险，是为了安定感，但把钱设立信托，主要是为了获取投资回报。信托业的存在自然会吸引大量资金转移过来，人们有时候说信托是银行贷款不足的替代品，可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信托凭借其资产增值能力把大量潜在银行存款客户吸引了过来，减少了银行可贷资金规模。逐利冲动所引发的投资需求必须要被满足，否则，可能会有资金回流到银行，但是恐怕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资金会毅然流入非法的途径，因为渠道合法与否对于资金而言，也不过是一种风险考量因素而已，更何况更高的风险也意味着更高的回报。这已经被各地如此普遍的民间借贷甚至是非法集资所证明了。相对于其他金融行业，信托也有自身的经营特性。银行以自己的名义将资金融出，必然要承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而保险则是直接受让自然人和经营实体的各类风险，银行和保险都是在经营风险。但是信托制度决定了，只要经营规范，风险不会向信托公司本身传递。所以很难说信托公司是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他的立足之本还是投资能力和对项目的风险掌控能力。也正因此，必须要加重他的法律风险，通过严密的法律规定迫使他尽到一个专业的资产管理者的职责，各国信托业法的核心诉求也在于此。五、历史的视角从历史角度看信托，首先应该区分信托行为和信托制度。信托行为是自古有之的，古罗马就存在遗嘱信托，但那是个覆灭了的文明，所以人们把现代信托追溯到英国十二三世纪盛行的以规避国家没收和税负为目的的土地信托。实际上，中国过去按土地征税的朝代里，小户农民为了规避国家的高额税负，也经常与可以规避重税的士绅大户订立协议，将自己所有的土地虚转至其名下，缴纳固定的“保护费”以规避重负，这该算是标准的信托行为。及至清代，中国土地的租佃制度极为发达，实际上形成了土地所有权的内部分割，地主和佃农对于土地的权利分割很接近于信托模式下委托人和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分割。当下中国，有人为了规避限购政策将自有住房转到别人名下，也算是信托行为。可见，为了规避某种负担或转移财产而将财产转移到他人名下的行为，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不过这些并不是现代信托制度所要保护和鼓励的活动，法律怎么可能会创造一种工具，让人们专门用它来规避法律并以此获利呢？！从历史角度研究信托，应当是研究信托制度发展至今的基本过程。信托何以成为一种制度，并发展成一个重要的金融行业？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研究现代商事信托，不得不回到中世纪的英国，还必须得提及英国法的两种渊源，普通法和衡平法。十一二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宋代的高度文明社会，但彼时的英格兰却还是一片荒蛮、落后的景象，成规模的城市经济几未形成，不同的地方适用的法律大相径庭，而且非常原始，巫术审判随处可见。诺曼征服后，为了提升自己的权威，英王便率领大臣们到各地巡回收税、裁断纠纷，于是发展出了相对于传统地方法律更合理性、更加统一的法律，人们称之为普通法。普通法本身是在司法案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要求后面的案例严格按照之前的判决来进行审判，难免会陷入苛求形式、过于僵化的弊端。其中一项便是，完全按照地契来确认所有权的归属。而中世纪的英国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继承制度，比如土地所有人死后，土地将归国王所有。人们为了规避这些恶法便在生前把土地转移到一个可信的人名下，但土地利益仍由自己的子嗣享有，或者纯粹出于宗教信仰将土地赠给教会。这种被称作信托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王的利益，于是到16世纪，国王颁布了一部《用益法》，法律的核心可以总结为：虽然人们为了规避法律而将土地信托给了其他人，但是实际上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自土地所有人死亡之时便根据法律归国王所有了，即便进行了虚假的转让或者非法赠与，土地的名义所有人也不过是以自己的名义为国王的利益而持有土地罢了。这个法律的初衷显然是为了打击当时的土地信托行为，保护国王自己的利益。不过却无心插柳的确认了一条重要的信托法原则：一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持有他人的财产。这是信托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石。显然面对实际的利益，国王的制度是无法简单奏效的。人们又想出各种不同的办法来规避。不过，信托法律关系本身的合法性被永久确立了下来。在以后的时间里，信托行为大量存在，包括以规避为目的的信托行为，也包括为了实际需要而采取的合理信托行为。与信托行为如影随形的一个问题是：信托关系往往发生在相互信任的至亲好友之间，可难免会有一些见利忘义的人要吞没信托财产，不按照当初的约定履行义务，另外，有时候受托人由于过错没能履行好受托职责。可是，受托人根据普通法的规则持有地契，便是法律上的所有人，僵化的普通法拒绝保护委托人即实际所有人的利益。于是，人们诉诸国王的大法官。这位大法官并不巡回审案，他端坐在王宫中，专门处理那些因为普通法的僵化和教条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以平衡普通法所造成的利益不均。他因此被称为“国王良心的守护人”，根据他的审判所发展起来的法律被称为“衡平法”。显然，信托土地的实际所有人就是急需他保护的人，为了确认实际所有人的合法利益，惩罚那些见利忘义或者太过疏忽大意的受托人，大法官不断地确立了以受托人尽职义务为核心的信托法。此时，信托财产的独立地位得到全方位的确认，信托法律关系真正形成，受托人义务也有了明确规则可以依循，信托法的雏形也就有了。在后世的发展中，大法官的衡平法和巡回审判发展起来的普通法不断融合，甚至改变了以案例为主要载体的存在形式，被编辑成文。现在，英国信托法已经有大量的成文法可查了。人们说英国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是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其实是不准确的，应该说它是起源于衡平法的一种权利，如今早已经纳入成文法的体系了。信托法确认了一个人可以代另一个人持有财产的观念，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个常识，可对中世纪的英国人来说，却是对所有权观念的重大挑战。根据这种法律观念，人们又发展出了公司制度、合伙制度等，甚至当民族国家兴起，英国人用信托理念来解释民族国家和王室作为法律主体的正当性。所以，信托的概念对于英国的意义非比寻常。在随后的发展中，基于信托法律关系的灵活、实用和独特价值，在普通的民事信托的基础上，人们发展出了公益信托、家族信托和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的的商事信托。英国海外殖民所运用的大量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信托制度汇集起来的。商事信托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典型代表便是各种证券化业务。信托制度在普通法系国家得到了最广泛、灵活的运用，这也是因为信托的发展需要配套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比如公益信托在NGO不发达的国家是难以发展的，垂死之人能够将财产托付给商业机构，那肯定得以信托机构本身经久不衰的声誉为前提。大陆法系国家在传统法律体系和理论框架下，难以接受信托法律关系中委托人的请求权和受益人的受益权并存的现实，所以迟迟不肯继受信托制度。不过由于信托制度的特殊优势和价值，不少大陆法系国家现在也结合实际情况采纳或者借鉴了信托制度。信托制度是普通法系给大陆法系最重要的馈赠之一，这是世所公认的。善于学习的日本则将资金信托发展到极致，在二战后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监管不配套，也出现过信托公司泛滥扰乱金融秩序的情况。目前世界重要的国家大都有信托制度。在亚洲，日本、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无一例外。信托行为本身确实是起源于纯粹的信任，人们以可靠的友情、亲情来对抗恶法。但是信托制度在衡平法上不断发展的过程，恰恰是为了约束那些恶意或者因过失违反了管理义务的受托人。及至商事信托发展起来，出现以资金信托为主的信托业，信托显然已经变成了投资需求促动下的商业行为，逐利冲动才是它的本源。营业信托也需要信任，但这份信任是靠信托法对受托人职责的严格规定以及信托机构本身的声誉所铺垫起来的。六、法律制度的视角在法律上，信托被定义为新托人将其财产交由信托机构设立信托，由信托机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为信托受益人获取收益或者实现特定目的的活动。从法律制度的角度，信托与委托代理、合同、合伙、公司等一样，都是财产运用的法律机制。在不少普通法系国家，信托也是法律认可的一种经济实体的组织形式，跟公司、合伙企业相并立。所以说，在法律视角下，信托的意义远不限于金融，信托财产也不限于资金。只是资金信托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信托自然成为一种资金融通机制。直观看，信托更像是委托投资，但是基于信托法的规定，财产设立信托后就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不相牵连，与受托人的财产也不混同，这就降低了信托投资的风险。风险隔离是信托成其为信托的根本要素。信托投资模式下，信托财产的用途是委托人知晓的，但是具体的运用和管理则不一定会在信托合同中明确下来，这需要受托人发挥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签订信托合同后，委托人有权了解后续的管理情况，但不能对受托人的管理行为任意干涉，也不能随意撤销信托。这是信托与委托代理、合同的不同之处。通过设立公司投资，也具有风险隔离的功能，但是投资者不一定具有经营公司的能力和时间，而且公司设立、清算都很麻烦，信托投资则要简单的多。信托是风险隔离的委托，是简化了各种设立、清算程序且营业范围不受局限的企业。它是介于委托投资和直接经营企业之间的一种资产管理机制，它在信托法律的支撑下，通过信托合同，建立起一个具备高度灵活性的准法人主体。信托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与股东的股权很接近，信托机构可以代表信托财产行使签署合同、参与表决、追索债权、提起诉讼等各项权能。信托机构负责收取信托财产的收益，计算和支付信托存续期间发生的费用和自己应得的信托报酬，然后将信托收益支付给信托受益人。信托制度在委托代理制度和公司制度之间的巨大空白地带获得了无限的可能性，可以随时、随事、随地、随人的需要而调整，它是一个交由人发挥创造力的机制。他像一块无限宽广的地基，需要人发挥智慧和才能去建设高楼大厦，其他国家的信托实践已经树立起了可资借鉴的榜样。以逐利为出发点的商事信托的社会功能已然远远超越了商业逐利，在家族财产传承、公益事业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一切楼宇建筑的地基则是完善的信托法律制度，只有当法律明确了信托财产的特殊地位、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保护措施，信托业才能够良性持续发展。七、社会的视角从不同的市场主体的视角，信托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具有不同的功能。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信托是立基于信托法律，以运用资产管理能力满足资产增值需求为本位的一种资金融通机制。信托法律制度是它的前提，投资需求是它的驱动力，融通资金是它的必然结果。信托机构的产生是为了通过经营信托业务获利，但是信托机构必须以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为立身之本，否则就真的沦落到合法的非法集资的地步，可以随便被取代。信托业的规模化发展必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行业，它把社会闲余资本引入实业，鼓励了投资，带动了就业，增加了税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信托的繁荣是可以让整个社会受益的。信托实现了不同风险需求和不同利润创造能力的企业的直接对接，减少了资金流通的中间环节，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进社会财富；信托业通过发挥专业能力，挖掘好的项目并适当介入融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让好的项目得以发展，通过主动管理增加社会财富；信托业的存在，有利于资本的充分运用和灵活组合，它可以方便的汇聚巨额资金投入同一项目，使重大项目可以得到社会资金的支持并分散投资风险；信托业的出现意味着大批资产管理人员集约化的介入到大笔资产的管理之中，还意味着没有能力进行投资但手握资本的社会阶层可以在专注本职工作的同时，获取资产增值。八、与文化论者商榷文化确实是个无底大筐，但空泛的往里装不能增进任何认识。人们赞叹英美诸国信托制度的广泛应用，却又模仿不来，便将中国社会的信任缺失当了罪魁祸首。其实，信托经营者首先要懂得的是，国外对信托业的信任乃至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信任，都是以完善且行之有效的法律为基础的。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环环相扣、每个人的过错甚至过失行为都可能损害他人根本利益的现代社会，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就不会有信任可言，这跟文化不甚相关，与人的逐利冲动和防卫本能有关。信托制度在英国生根发芽，又在更多的国家开花结果。法律是她的基石和框架，急于求成的模仿者往往只爱仰望别人的高楼大厦，而不知道楼下有坚实的土壤，甚至心急到连力学原理也置之不顾。如此建造的大楼注定是不稳当的“楼脆脆”而已。茫然无措的穿过迷雾去找一个所谓“信托文化”来兜底，虽无可厚非，但实在经不起历史事实和理性常识的推敲。人性注定是多变的，如果受托人的行为是不受控制的，信托机构不过是个没有专业水准的“通道”，连他的失职行为也是无法界定、无需赔偿的，人们何以相信他呢？提倡信任文化没错，但是信任文化的第一要义是：信托机构要把自己打造成值得托付的受托人，而不是其他。当本身就有特殊利益冲动的人要求别人信任自己的时候，往往说明他是不值得信任的。更何况，在法律不完善，制度得不到公正、恰当执行的社会，信任文化不过是一场奢谈。结语信托到底是什么？可以从多个角度回答，都有道理，但又都不全面，更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定义的困难不在于对象本身的复杂，而在于人们根本不了解定义所指向的对象，如果对象本身还是不断变化的，就难上加难了。关于信托定义的争论像是一个罗生门，不同的是，每一种回答都是出于真诚的。理解信托，或许也不止于七种视角，而且每一种视角的检视都期待更深更远的洞见。不止是中国，对于那些信托业发达的国家，信托的概念也注定是一个无限开放的问题，因为信托的优势和魅力就在于信托制度的灵活多变、富于弹性，能够根据社会需要而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人们不是常常引用斯科特那句“信托可以与人类的想象力相媲美”来正打歪着的证明时下诸般“创新”的精明么？既然概念是一种归纳，那么任何概念都注定容纳不了无穷尽的形态。信托的定义，注定是一个没有最终答案的问题。刻下，对于中国而言，或许我们无需空泛的去赞美信托，也不必急于去解开她所有的面纱，倒是先把信托最基本的原理和机制搞明白，使她获得社会和决策者的基本认可，让她能够在坚实的土壤上开花结果，而不被当做一个随手可以除去的异类，才是信托业的命脉所系。信托业的根基恐怕不在于复杂高深的业务模式，而在于信托之外的广阔天地。七十二般变化练得再熟练，若不懂得培植社会基础，也只能在花果山里抖抖威风，一出山门便无人敬服了，更何况，入不了佛祖的法眼，随时都会被压在五指山下。中国信托业虽火红一片，可越是得意时，越该有一份清醒头脑和危机意识。花皆有盛放期，常开不败、结实落仔的才能生衍不息；树皆有葱茏时，枝大根深、土壤肥沃的才可屹立不倒。新鲜事物，注定毁誉皆有，路途漫漫，难免风浪坎坷。不过如果一个事物有它根本的功能和难以替代的价值，就必然会发展起来，任何一种合理、强大的社会需要都必然会有相应的机制来予以满足，这是不可阻挡的规律。信托业的长远前景是值得期待的。然而，栉风沐雨才有芳华绝代，历尽风浪方得日现云开，中国信托业刚刚起航！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研究生柏钦涛，现供职于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陆』 日本信托法的修订对于信托是不是倒退
法律的修改，更多的是解决之前法律没办法处理的事情。所以修改法律不可能意味着倒退。反而意味着进步。
『柒』 信托业的起源
13世纪前后，在英国出现了“尤斯（USE）”制，这种制度就是现代信托的雏形。
当时的英国，土地如果转让给教会，必须要经君主及诸侯批准，否则予以没收。教徒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规避这种风险，想尽各种办法，“尤斯”制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尤斯”制的早期模式为：
1、但凡土地捐赠给教会，不直接捐赠，而是先赠送给第三者；
2、必须要表明其赠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
3、第三者必须将从土地上取得的收益转交给教会。
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彻底崩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契约关系的成熟、商业信用和货币信用的发展，以及分工的日益精细繁复，“尤斯”制逐渐演变为现代信托。
这个时候的信托，标的物还大多是实物，随着货币金融的发展，现代信托业开始升级换代，现代金融信托随之产生。只不过，这次信托的进一步发展却不是在英国。墙内开花墙外香，现代金融信托在美国和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捌』 各国公司法发展情况
一．美国的公司立法
1．美国各州的公司法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有关公司的立法属于各州的权限范围，所以各州各自分别立法，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公司法，而没有联邦统一的公司法。美国的公司法以成文法为主，成文法又以州法为主。当然，美国各州以及联邦法院在解释成文法的过程中，又分别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形成了各州及联邦法院的"案例法"。
现在美国各州有关公司的立法虽然不完全统一，但差别不是很大。由于特拉华州公司法（Delaware Corporate Law）规定比较灵活，设立程序简单方便，很多州外的公司以及外国的公司往往选用该州的公司法登记注册。据统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1/3以上是在特拉华州注册的，所以该州享有美国的"公司天堂"的美誉，其立法机构和最高法院也就成为了美国现代公司法的主要来源和权威。现在，纽约州的最高法院和州公司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2．联邦公司成文法
美国联邦没有统一的公司法，而只是由国会通过的有关公司的成文法，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反托拉斯法和反不公平竞争法。托拉斯（trust）原意是指信托，通俗地说，信托就是将财产交给别人代管。19世纪末，信托被一些大财团用来作为实行垄断的工具。例如，1879年，洛克非勒成立的"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公司，为了挤垮竞争对手，用各种手段把美国90%的炼油实施集中于一个由9个受托人组成的信托，形成了美国石油工业的托拉斯。各种大企业联合的托拉斯，由于其形成的市场势力和采用的竞争手段，一方面侵害了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残酷无情地挤垮了大量同业中的中小企业。对此，以美国西部的农民为中心，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托拉斯运动。迫于公众压力，美国国会接受了参议员谢尔曼的提案，l890年制定了《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所谓的《谢尔曼法》，并于1903年在司法部内设立了独立的反托拉斯司。但由于该法规定的模糊性，政府和法院的消极态度，使《谢尔曼法》在初期的适用成为一纸空文，美国许多大工业托拉斯实际上正是在该法颁布以后发展起来的。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为了弥补《谢尔曼法》的缺陷，1914年又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明确并增加了反托拉斯的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则规定了不正当竞争为非法，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来执行反托拉斯法。这两项法律通过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二十年代经济一度的繁荣，反托拉斯法在当时并未得到执行，一直到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时，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促进垄断和管理经济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之后，政府才转变态度，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托拉斯运动。
二是证券发行和交易法。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造成许多公司和金融机构倒闭，导致美国金融和证券市场陷入混乱。为了整顿股票市场，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
3．示范商业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为了使各州相同对象的立法能够统一，美国的一些法律机构拟订了相关方面的示范法供各州议会参考。如果有若干州采用，就改为统一法，如统一商法典、统一合伙法等。美国全国律师委员会1950年起草，并于1984年修订了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下称《示范公司法》），它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对各州《公司法》的制定影响很大。
二．英国的公司法
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国家，也是股份公司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股份公司的典型代表。英国的公司法主要采取了成文法的形式，同时辅之以判例原则。英国最早的公司立法可以追溯到1835年颁布的《贸易公司法）（The Trading companies Act of 1835）；1844年英国颁布了《合股公司法｝（The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 1844）；1855年为了刺激私人投资，制定了《有限责任法》（The Limited Liability Act 1855）。1862年英国又制定了新《公司法》（The company Act），1908年制定了统一的《公司法）。英国的公司法经常修改，新公司法通过后，原有的公司法就失效了。英国最有影响的是1948年颁布的《公司法》，1961年、1967年、1970年、1976年和1980年分别通过了对1948年公司法的修正案，1989年又对公司法作了最新的修改。
此外，1963年颁布的《股份转让法》、1958年通过的《防止欺诈（投资）法）、1949年颁布的《公司清理规则》以及其他法律中有关公司的规定。1890年通过的《合伙法》和 1907年通过的《有限合伙法》主要是调整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即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调整的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
英国公司法的特点之一是英国公司法主要调整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调整的范围较广泛包括证券及破产等内容；特点之二是比较灵活、自由。英国的公司法没有规定公司资本的最低限额，没有规定法定公积金制度等；特点之三是具有多边性，公司法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断修改，特别是现在进一步修改而与欧盟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制度相统一。
三．法国的公司法
法国1807年的商法典第一编第三章设有关于公司的规定，其中分为人的公司和物的公司。后者因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作了较多的修改，并颁布了单行法作为补充。最重要的是1866年公司立法，对股份有限公司的法规大幅修改。1966年戴高乐执政时，法国从新制定了一部全面规定各种公司形式的完整的、统一的公司法，即《商事公司法》。
四．德国的公司法
德国是民商分立制的国家，关于商事组织的规范分别集中《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中。民法中调整的是社团和合伙的标准模式；商法中调整的是民事合伙的变体，即普通商事合伙（无限公司）、有限合伙（两合公司）、隐名合伙（隐名公司）、股份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继1892年德国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单行法后，商法典中的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的内容也从商法中分离出来，颁布了《股份及股份两合公司法》（下称《股份公司法》）。
五．日本的公司法
在企业组织形式上，日本主要是公司制。公司主要有四种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日本称股份有限公司为株式会社，把有限责任公司称为有限会社。关于公司的组织和活动的法律规范最重要的《商法》第2编。战后，日本受美国的影响，对商法公司篇及有限公司法作了多次修改。但是日本既没有像法国那样将公司法从商法分离出来，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将股份法从商法中分离出来，而拘泥于商法的体系与条文，所以商法公司篇的条数和内容都比较凌乱。此外，日本还公布实施了《有限公司法》、《商法特例法》、《商业登记法》、《附担保公司债信托法》、《公司更生法》等。
六．我国的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于1994年7月1日正式施行。这标志我国企业立法体系打破旧体制下按所有制和行业立法的传统模式，注重市场经济发展中所有制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借鉴国际规范，建立起按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法律形态立法的新体系。
《公司法》共有十一章230条条文，分别是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第三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第五章公司债券，第六章公司财务、会计，第七章公司合并、分立，第八章公司破产、解散和清算，第九章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第十章法律责任，第十一章附则。在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分别规范，实际上其中较多条款是重复的。本教材中没有分开讨论两种公司的形式。
《公司法》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产权界定，强调公司经营自主，企业摆脱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国家只对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督。该法还明确规定公司内部建立责任、权力分明的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机制，即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这种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另外还有关于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司解散和结算等规定。其中也有根据我国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而制定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公司法》的部分条款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1999年12月25日召开的九届人大十三次会议对《公司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仅是局部微调。这次修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增加了国有独资公司设立监事会的规定；增加了支持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近来，《公司法》的进一步修改正在酝酿之中。
『玖』 日本现在对信托业的监管
日本采取的是统一化的信托监管模式,我们从信托法律网(TrustLaws.Net)获知,日本的信托银行由金融厅负责监管,主要由监管局执行,具体落实在银行二部.
理解日本的信托监管要从研究日本的信托机构变迁开始,并注意<兼营法>和<银行法>在信托监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拾』 试述信托的历史发展
1.信托的由来：
信托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律行为，同时又是一种金融制度,与银行、保险、证券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是在英国“尤斯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距今已有几个世纪了。
但是，现代信托制度却是19世纪初传入美国后，在传入美国后信托得到快速的发展壮大起来的。美国是目前信托制度最为健全，信托产品最为丰富、发展总量最大的国家。
我国的信托制度最早诞生于20世纪初，但在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信托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信托业难以有所作为。
我国信托业的真正发展开始于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8年，改革初期，百废待新，许多地区和部门对建设资金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为适应全社会对融资方式和资金需求多样化的需要，1979年10月我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诞生了。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现代信托制度进入了新的纪元，也极大促进了我国信托行业的发展
信托即信任委托。它起源于14世纪罗马的“Fidei Commissum”(遗嘱信托)制度。当时这一信托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使外国人、俘虏、异教徒等非法继承人能以合法的方式取得对遗产的继承。即财产所有者通过遗嘱，指定一个具有法定资格的继承人，先让其继承遗产，然后再由这个人转给立嘱者意愿中要赠与的人。由于这一制度具有的规避当时遗产受赠法的特性，起初并不为罗马法所承认，只是到了罗马国后期才赋予其合法的地位。
古罗马信托制度尽管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今天的信托制度相差甚远，但在本质上都不失是将财产交给受托人经营，而收益由收益人享用的一种制度。此后，这一制度被英国采用。在英国，最初是由个人承办信托，委托者找自己信任的亲朋或律师担任受托者，不给报酬，称之为“民事信托”。这种依靠个人关系而进行的信托，在管理、运用财产的时候往往出现许多问题和发生财产损失、纠纷。1883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受托者条例”，对个人受托者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法律加以限制。1896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官选受托者条例”，规定法院可以选任受托者。被选任的一般是法院的法官，仍是以个人作为受托者。1907年公布的“官营受托法规”规定，政府可以开办信托机构并成为信托法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信托主要是为参加战争的英国军人办理遗嘱信托。直到1908年由官方出面设立的信托局才在伦敦正式成立，并在各大城市相继设立了分局。官方信托局的主要业务是：管理 1000镑以下的小额信托财产，保管证券及重要文件，办理遗嘱或契约委托事项，办理政府机关委托事项，管理被没收的财产等。办理这些业务虽都要收取一些费用，但由政府组办的信托机构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由法人办理的信托则是在1899年《公司法》的基础上，以1925年的“法人受托者条例”为基础开始的。
英国的信托业务主要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兼营业务，专营信托业务的公司所占的比重则较小。英国全部信托业务的90％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密特兰、巴克莱、苏埃德等四大商业银行设立的信托部和信托公司。由于大部分信托业务是个人承办的，所以英国的信托以民事为主。由法人承受的主要是股票、债券等代办业务和年金信托、投资顾问、代理土地买卖等业务。
在世界各国当中，虽然英国信托业发展的时间较长，而且美国的信托源于英国，但其发展程度则远不如美国和日本。
从1792年美国第一家信托公司成立到19世纪初，信托多由保险公司作为一项副业经营，主要是按死者生前的愿望处理其财产。此后不久，随着信托业务的扩大，当时的信托公司从保险公司中独立出来。特别是1830年以后，美国的信托公司大量出现。到十九世纪末，在美国社会中，信托公司不仅积极参与筹集、承购铁路、矿山债券，而且也为普通百姓办理管理钱款和财产。
如果说美国的信托业务是从英国学来的，那么，日本的信托业则是从美国引进的。
日本的信托业务最初是在银行内部经营的。1902年，日本兴业银行成立以后，首次开办了信托业务。不久，安田银行(今富士银行)、第一百银行(今三菱银行)和三井银行等几家主要的银行也都先后开办了信托业务。
1904年成立的东京信托公司，是日本第一家专业性信托公司。这家信托公司的成立，是日本信托事业大发展的开端。随后，在日本国各地很快出现了各类信托公司，业务品种比较多，其经营也较混乱。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信托公司因经济萧条而倒闭。日本政府则借此机会先后颁布了《信托法》和《信托业法》。这两个法对信托业务的经营原则和监管办法做了详细的规定，并使之成为日后日本信托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同时，依据以上两法对全日本的信托业进行全面的整顿，从而把日本的信托事业推进到一个规范化发展的崭新阶段。
19世纪中期以后，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随金融工具形式的增多，人们的财富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也一改原来那种在信托关系中消极地充当财产持有人的做法，而以积极的态度运用信托财产增殖，在社会经济中，信托日益担负起参与一国经济建设的资金融通作用。受托人角色与功能的变化，一方面促进了受托人自身经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使信托与融、投资日益密切结合。在信托业务的发展过程中，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房地产信托也随之发展起来。
二、房地产信托及主要形式
房地产信托在国外许多国家中被称为不动产信托。这是一种以土地及地上固着物为标的物，并以对其进行管理和出卖为目的的信托。在这种信托关系中，其核心是房地产财产，基础是信任委托，运作方式是房地产财产的经营与管理。由于这种融资方式涉及到房地产业的资金融通及风险管理，从而成为许多国家房地产融资的一种主要形式。
从世界各国房地产信托发展的历程看，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传统信托业务向开放性业务转变的过程。
传统房地产信托业务主要是在二战前后开展的宅地分块出售、对不动产的管理和一些中间业务。这一时期的诸项业务品种大体上可以归类为管理信托和处分信托。其中的管理信托，主要是代收地租、房租和承办租赁办公楼、居民楼及其设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