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隋唐文化隆盛的背景是什么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文化的激荡，终至推出了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隋唐文化时代。
1、“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
隋朝尽管“二世而亡”，但毕竟结束了近400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促使了南北思想文化的最大交融。
继之而起的唐朝，尤其是在李世民统治时期，他在吸取隋朝 “二世而亡”教训的基础上，在实施“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在他“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实”的治国理念的指导下，实施了“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致使有唐一代，其文化政策都较之以往更为“开明”和“宽松”：
1）追尊孔子为“先圣”，追尊其父李渊为“先师”，增建各级各类官学。唐代的官学最后定格为“六学”或“六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直属于“国子监”而统辖于礼部。“国子监”设“祭酒”一职总管其务，其职权相当于今日的教育部长。中央旁系的学校，一为“弘文馆”，二为“崇文馆”，三为“崇玄学”，四为“医学”，五为“小学”。与前代相比，唐代学制有三大特点：一是专业教育开始确立。唐朝设立的医学、算学、天文学等专业学校，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实科专业学校。欧洲到了17、18世纪，方才办起了这类实科专业学校。二是将教育、研究、行政三者合而为一。如“弘文”、“崇文”两馆就兼任了研究和行政的职责，而太医署、司天台、太仆署、太乐署虽然是行政机关，但却兼有研究所和学校的功用。三是地方学校深入到了基层，有了“里学”的设置。
2）设馆修史，确立了官修史书的制度。唐代这种以重臣统领、聚众之力来统一修撰前朝历史的制度，其实质是以强大的政治力量来统一史学，把握修史大权，并藉此来显示本朝一统天下的正统地位。由于是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修撰历史，所以造成了唐代史学的繁盛：“唐修八史”，一个王朝修撰如此数量的“正史”，可谓前无古人；正是有如此数量的“正史”可供比较，史学评论专著《史通》才得以首开“史评类”著作的门扉；此外，典章制度通史《通典》，政治史著作《贞观政要》和历史地理学著作《大唐西域记》、《元和郡县图志》，更为唐代繁荣的史坛增添了旷世奇葩。
3）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罕见的英主李世民和以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都积极提倡、鼓励文艺创作道路的多样性，一方面他们强调文学艺术“经邦纬俗”的社会功用，另一方面他们也依然提倡“纯文学”、“纯艺术”的发展。唐太宗论文学，盛赞陆机“文藻宏丽”；论书法，“心慕手追”王右军；论音乐，呼应嵇康之论，认为“声无哀乐”，“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贞观政要·礼乐》）。魏征对沈约、江淹的文学成就多有肯定：“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隋书·文学传序》）。
4）在宗教政策上，奉行“三教并行”，鼓励“三教”自由辩论。例如：德宗贞元年间，儒、道、佛三家大论辩于麟德殿：“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归于善”（《新唐书·徐岱传》）。既而又在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儒、道、佛三家又在御前论辩，其情形载入了白居易的《三教论衡》。
5）发展并完善了隋朝开创的“科举制”。科举制虽然兴起于隋朝，但是隋祚短暂，一个刚刚萌生的新的选官制度需要后继的王朝来继承、发展和完善。唐代统治者按照“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的原则，继承了隋朝的科举制，并使之日臻完善。
唐代科举制分为制科和常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科目分为明经、进士、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科，其中最主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制科则是根据形势需要由皇帝颁布诏令临时设置的科目。
在常科考试中，由于进士科的录取率通常只有1－2％，而明经科的录取率则高达10－20％，因此遂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由于“进士”科的难度大，因而进士科在“科举”中的的地位就迅速上升，进士科及第者还没有经过吏部复试铨选的人就被人们视为“白衣卿相”。鉴于唐代的莘莘学子都热衷于考“进士科”，因而狭义的科举制就是考进士科，进士科的确立也就意味着科举制的确立，因此后来才有把参加科举考试称之为“考进士”之说。
唐代的常科来源有二：一是生徒（中央官学和州县官学的学生），二是乡贡（经过州县审查合格的在民间私学学习成才和自学成才的青年）。常科一般经过两道考试：解试和省试。解试是州一级举行的考试，合格者就可推举到京参加省试，故称之为举人（唐代的“举人”不同于明清时期的“举人”：唐代的举人，指的是各地推荐入京考试的人；明清举人，是经过“乡试”后录取的的人。唐代推荐入京考试的人有二类：一是通过“解试”去参加“省试”的人，一是通过荐举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另外，地方政府推荐到中央直接任官的人也可称之为“举人”。这几类人，可统称之为“贡举之人”或“贡举人”）；省试是由礼部组织举行考试，考试合格者还不能直接授官，必须经过吏部的复试铨选，方能授官。（唐代的“进士”，指的是参加“省试”中的“进士科”的合格者，与明清时期的“进士”是不同的）。省试由礼部主持。但在武则天时期省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殿试”，主要是进行“策问”。
制科考试通常由皇帝主持，考试合格者即可授官。
科举考试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把“自由投考”和“一切以考试成绩为去取”作为选拔官员的“两条原则”，这“两条原则”的进步意义在于，淡化了应举者个人与家庭背景的关系，淡化了应举者个人与相关社会背景的关系，突出了应举者个人的才能（至少是文化才能），体现了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地主阶级的全体成员乃至部分农民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均等机会，使得政治权力不致于成为少数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垄断的专利，为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和社会分层注入了一定的活力。这诚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盛行考试，已有千余年；历代继绳，时加改革，积千余年之心思才智，殚精竭思，兴利除弊，制度严密，良有以也。后虽流弊丛生，要为治人之不善，非方法之不良，不足为本身病也。”（邓嗣宇：《中国考试制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出版，第332页。）
2、“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有唐一代历朝的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奉行儒、释、道“三教并举”的宗教文化政策；增建各级各类官学，发展、完善了科举制；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采摭吸收；以博大的胸襟来采摭吸收外来文化；鼓励文艺创作形式的多样化。这些“开明”和“宽松”的文化政策，充分显示了唐王朝“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这种“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正如英国学者威尔斯所言：“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转引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第9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94年版）
1）胡气氤氲
隋唐皇室以胡汉混杂的血统奄有天下，直接标示了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已经告一段落——“胡”民族瓦解了，吸纳了胡人的汉族也变更了“面貌”。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释放。
这种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首先表现在唐代的诗歌上。例如李白的“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大有胡人强梁的气概；崔颢的“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复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还”，其中奔涌的猛气英风与胡风的豪爽勇武也颇为一致；王维的“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无疑蕴含了劲健豪爽的胡风。
这种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其次表现在“大有胡气”的唐人风俗上。在唐人的笔记小说中，多有夫妻各自婚外偷情、“不相禁忌”的故事；李唐皇室的“乱伦”之举，也屡见不鲜；唐代妇女颇多“”妒悍，“怕妇也是大好”竟然成为了唐人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题目”；唐人的女性审美观也因胡风侵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尚纤瘦变为了尚健硕丰腴。这一切诚如《朱子语类》所言：“唐源流盖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2）外域撷（xie）英
唐文化不仅肆无忌惮地吸收胡文化，而且还如“长鲸吸百川”似的吸收外域文化。是时涌入中国的外域文化有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语言学、音乐、舞蹈；西亚世界的袄教、景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等。公元6－8世纪的唐都长安，就成为了中外文化会聚的中心：唐朝的鸿胪寺接待了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他们多率领颇具规模的使团，造成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接纳了多达3万余人的外国留学生；来自西亚、中亚的商人在长安遍设酒店和珠宝店；长安贵族家中有所谓“昆仑奴”的仆人，他们大多是经由波斯、大食转辗而来的黑人奴隶；来自南亚和日本的僧人也多会聚长安；中亚乐舞艺人与天竺杂技、魔术艺人在长安各阶层中也大为活跃。
在唐代诸多的文化载体上，都镌刻着“外域撷英”的浓重痕迹：
乾陵的“天马”的两翼上刻有缠枝卷叶的忍冬花纹，它仿佛有着希腊、波斯的文化基因；长足奔驰的鸵鸟雕塑，所描摹的“鸵鸟”就来自中亚，它显然是外交活动的象征；长安居民喜好的忍冬花纹镜和海马葡萄纹镜是典型的中亚、西亚的图案；流行于长安宫廷和贵族住宅的高层饮水设施是对拜占庭楼房建筑设施的学习；由西域高僧引入的佛教音乐在长安、洛阳等地备受各阶层俗众的欢迎，“听者填咽寺舍”、“士女观听，掷钱如雨”等记载就充分地展现了这一点。
广泛地对“外域撷英”的唐文化，还对外来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吸收和改造：
到了唐代，中国化的南亚佛教教义不仅完成了其全面中国化进程，而且佛教的造像艺术和佛教音乐也全面中国化：北魏时期的“龙门石窟”的塑像，虽大有秀骨清相的六朝名士风度，但其额宽鼻隆、眉眼细长和头发卷曲以及上身袒露，却显示了浓厚的印度艺术风貌；但是到了唐朝，这些大佛都身着中国式的圆口衲衣，面庞典雅丰腴，目光安详，神情含蓄，表现了“善塑性、不善佛性”的中国气派。佛塔的建筑造像，也被中国人加以理性的改造，充满宗教意味的“半球形状”被改变成了“方形阁楼”式。西来大唐的佛教音乐，不仅越来越“知时众”，而且也越来越“中国化”，以至于不少佛曲都改为汉名，例如《龟兹佛曲》改名为《金华洞真》，最终以中国化的面目展现于大唐的音乐舞台。
正因为大唐文化对外域文化进行了广泛的采撷、吸收和改造，因此日本学者井上清言道：“唐朝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井上清：《日本历史》，转引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下册》第460页）
3、多种宗教并行发展
在宗教政策上，唐太宗奉行“三教并举”的政策，不仅使得儒、释、道“三教”相互包容，并行发展，而且使得其他宗教也获得了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外来的新宗教，如祅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这些外来的新宗教都相继传入中国并得到了自由的发展。
1）佛教兴旺
有唐一代，佛教宗派迭起：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这是其一；有唐一代，在取经和佛经翻译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其二。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八宗。在唐代中叶以后，禅宗逐渐成为了中国佛教最有势力的宗派。禅宗初祖是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发扬光大。在五祖弘忍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禅宗为神秀所创，主张“渐悟成佛”；南派禅宗为慧能所创，主张“顿悟成佛”。安史之乱后，南派禅宗取得了禅宗正统地位。南派禅宗的教义主要反映在惠能弟子们整理的《坛经》里，其基本内容是：众生皆有佛性，只要自修自悟，“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主张“顿悟”，即“一悟即至佛地”。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东土佛教。
佛教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在盛唐时期，已经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因为此时的佛教，不仅在佛理上是中国式的，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中国式的。印度佛教是以出世和个人解脱为价值取向，而中国佛教则是宣扬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禅宗六祖慧能以一派宗主的身份，竟然提出了“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的命题，认为“佛法在世间，离世无佛法”。可见，在佛教的偈语中已经鲜明地体现了“经世——入世”的中国文化性格。总之，这一时期的佛教学说，是一种佛性理论，即把佛性心性化。如果转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教化。
中国化佛教给中国文化以强大的影响。这种强大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化佛教对后世的宋明理学以巨大影响。唐朝是佛教中国化时期，唐代中期禅宗分为南北二派后，两派的教理均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以巨大影响。程朱理学的“主诚有诫”、“格物致知”和北派禅宗的“渐悟成佛”对恰好相通；陆九渊、王阳明的“万物皆备于我”、“心即理也”和南派禅宗的“顿悟成佛”恰好一脉相承。故唐代佛教的哲理，对中国以后的思想学说，无疑具有重大影响。
第二，中国化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以巨大影响。自佛教传入中国之日起，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就受到了佛气的氤氲。佛经的翻译，使中国语言系统注入了大量的外来语（例如：“生老病死、宿命、清凉、一瓣心香、昙花一现、聚沙成塔、慧眼、横死”等“词语”都源自于“佛经”）；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山水诗到唐诗、宋词，无一不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诗人的“境界”与佛教的“禅机”多有灵犀相通（汤显祖云：“诗乎，机与禅言通，以若有若无为美。”）；中国古代的小说，与佛经变文也有不少相通之处。
第三，中国化佛教对中国古代音乐美术以巨大影响。魏晋时期的音乐家，大多为祖籍“西域”的高僧；唐代长安流行的龟兹乐舞，不可避免地染有“天竺风”；用佛像来表现“释尊”和“其门徒”的“造像”和“绘画”艺术，沿着“玄奘西行”的路线渐次在中原地区“莲花初放”，壁画和石窟造像至今依然是绘画雕塑的精品，也是印度造像艺术中国化的结晶。
2）伊斯兰教入华
伊斯兰教入华，大约在唐高宗永徽年间传入长安、广州等地。两宋时期，穆斯林继续来华。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多为商人。元帝国建立后，由于欧亚大陆通道的开通，使得中国西部、西北部的边境实际上处于开放状态，阿拉伯、伊朗、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大规模来华，则是来华的多为随军征战的士兵和工匠，他们多数未带家眷，来华后随地择偶，与华人通婚、融合者剧增。是时穆斯林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元代穆斯林的地位颇为优越，在政治地位上，几与蒙古人相若。如此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更是吸引了更多的穆斯林来华。这些穆斯林与华人生活、居住在一起，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沁润着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传统及生活习俗的回回民族。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伊斯兰教又有了较大发展。
3）景教入华
大约在盛唐之初，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景教，开始传入中国。公元9世纪，由于唐武宗大肆毁佛，景教也遭遇了被毁的命运。
世界三大宗教的传入过程，是古印度文化、古阿拉伯文化和近现代的欧美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过程；在这数百年乃至千余年的交流历程中，已经在这一地区的民族、人群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渗入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了多元共存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传入这些地区后，都得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势力并充当其工具，历史上的宗教问题更多地带有若干非宗教的因素。三大宗教毕竟是一种异域文化载体，它们的传入，削弱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本土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从而使单一的、封闭的文化格局向多元的、开方的文化结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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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为什么说唐代文化具有隆盛与恢宏的气度
唐帝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从邻近国家向外扩展，远达中亚、南亚、阿拉伯、甚至非洲。对邻国的影响十分深刻，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东南的越南等国，在当时几乎完全按照唐的“模子”塑造国家，成为小一号的“唐朝翻版”，这种状况被史学界称为“中华文化圈”。
唐代文化传播最大宗的“产品”是制度，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等国几乎是全盘复制唐朝，包括官制、科举、户籍、税收、文教、都城建制等基本制度，这其中就有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同样成为“东亚标配”的还有唐代的法律制度——律令制，“律”约相当于刑法，“令”约相当于行政法规。如今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常以日本律法文本作为依据来研究唐律，足见当时日本法律对唐制度模仿痕迹之深。
G. 唐文化的隆盛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1、文学
（1）唐代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诗的辉煌颠峰就在唐代。唐代是一个全民族诗情郁勃的时代。见于《全唐诗》的诗人就有两千三百多个。诗歌接近五万首。李白，杜甫，白居易成为诗国华岳三峰。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人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至今唐诗仍是进行艺术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
（2）唐代的散文也有丰硕成果。韩愈，柳宗元为为唐代古文双璧。他们发起了古文运动，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唐代传奇小说开创了后世短简小说的先河。蒋防的《霍小玉传》为传奇的代表作。
（4）唐代的词与变文开创了文学体裁的新样式。
2、书法：
书法至唐，达到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各种书体都有发展。篆，隶，行，草都有优秀的书法家。楷书成就最大，唐楷后世无出其右者。欧阳洵，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四大家将唐楷推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直到今天，仍是人们学习的主要范本。
3、艺术：
唐朝是绘画的极盛时期。唐代画坛百花盛开。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鞍马画等，都各自成为独立的画科，并具备了鲜明的艺术特色。（现在学美术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也是分科学习的）。唐代画家辈出，仅有文献与画迹可考者近四百人。“画圣”吴道子画的“禽兽、台殿、草木”无不“冠绝于世”。代表作是《送子天王图》。
唐代的雕刻艺术、音乐艺术、瓷器艺术、建筑艺术的等等各门艺术都取得了令后世追慕不已的成就。因此，可以下个结论，中国艺术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性的灿烂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