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从国际上证券监管的模式来谈谈我国证券监管中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就是上市前严格，上时候松。股票发行核准制，国外注册制，本质上区别很大。上市难退市更难，没良好的退市循环机制，股市大部分是散户小投资者，国外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国外监管制度市场都比国内成熟很多。可以拿中国足球和国际足球来对比证券市场特色，有些共同之处。
『贰』 证券监管模式有哪几种，试比较不同监管模式的特点与内容
证券市场上，政府监管机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设置独立机构管理的模式，另一种是政府机构兼管的模式。
1、独立机构管理模式，是指设置中央一级的独立机构对证券行业进行管理，是一种独立机构、专职管理的模式。例如美国的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SEC，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之外）；法国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隶属于行政内阁，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部门）；意大利的全国公司与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与证券业相关的协调机构，由政府管理部门所组成）。
2、政府机构兼管模式，是指现有的政府相关部门在原职责之外，兼管证券行业事务的模式。主要有财政部兼管、中央银行兼管、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共管等。
『叁』 监管体制的特点、利弊分析.
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证券监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体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
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或消费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或消费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如果销售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21~23）。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滥用职权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滥用职权，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解释监管失灵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共利益论、监管的“俘获说（或捕获说）”、监管的供求理论、监管的“寻租”理论、监管政治论等，最突出的是监管的供求理论。其代表人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影响一个产业对政府监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监管可以提供多种利益，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和补充品的生产等。证券业主要有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活动的限制以及诚信展业等。在供给方面，政府部门进行一项监督活动时，并非是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来提供证券产品。政府实际上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当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行使公共职能时，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现象。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谋求政治权利的产业必须去找合适当“卖主”，即政党。政党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监管活动时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有助于自己当选或再选。因此，需求监管的产业“必须支付两项政党所需要的东西：选票和资源。资源包括竞选经费、筹集经费的服务以及较间接的方式，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博弈。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管理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如果一个人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
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容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如果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赌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状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使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为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
三、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监管本身是制衡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存在而放弃对监管的监管。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入手，理清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使“消息市”、“政策市”的基础牢固、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商榷：
（一）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二）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为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
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监督。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涉及刑罚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此时该机构参与公诉。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再监督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再监督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职责由现存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中国证监会的机构可保留现存机构，但须改变内部机构设置，以适应职能改变的需要。改革后的中国证监会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执法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及做出处罚，以及对监管政策向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提出反馈意见。在行政监管执法中应注重市场准入管理、日常性技术性监管，以便避免行业性普遍违规行为的发生，在监管中应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到最小。
结论。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机构）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三者分别行使证券监管职能，是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现今我国证券业监管机关集三者职能为一身，从根本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向好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却难以给投资者以满意的回报。如果将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原因作深入剖析，证券市场监管理论的天然不足是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部分权力开始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不能从根本职能划分上解决问题。对证券交易所下放权力，形式上又是多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如此而已，权力既然可以下放，在想收回时还可收回。总之，如果不改变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的自由裁量，我国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达到的稳定就极难实现。因此，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就应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运作体系，分别建立单独机构行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建立和完善稳定、制衡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行政执法体系、监督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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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方面有哪些问题
总体来说中国的证券市场还很不成熟.首先是投资者还不成熟,投资理念与眼光以及心态与成熟都还差的很远.其次是法律法规还不够成熟,特别是有关部门的监管水平低级,对违规者的查处力度远远不够.再次,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定位也有失误,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历史遗留问题,限制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证券市场一再让投资者失望.但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的水平在慢慢提高,证券市场也在一步步走向健康,相信中国证券市场会越来越好,会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伍』 简述我国对于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目的
保护投资者利益，保障合法证券交易的正常进行，督促证券交易机构依法经营，禁止个别企业垄断操纵和扰乱证券市场，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
根据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采用多种方式来调控证券市场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支持重点产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简而言之，即建立一个公平、有序、高效的证券市场。
『陆』 从证券市场监管的角度来分析如何使我国证券市场发挥作用
一、明确市场监管理念
从我国政府近年来证券监管实践来看，监管思想不统一、监管政策的延续性不强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从全球范围看，证券市场监管的指导思想大体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强调在信息披露基础上的投资者自我保护，比较典型的如美国证券监管思想。这种监管指导思想的基础是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健全、投资者比较成熟理性。比如美国证券监管当局就认为，只要上市公司披露足够的信息，同时保证这些信息的真实可靠，投资者就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决定，至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则由投资者自己负责。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与完整才是监管的重中之重。这种监管思想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但缺陷是把监管的重点放在市场的有效运转和保护证券交易所会员的利益上，对投资者提供的保护往往不充分；第二种监管思想强调监管机构对证券发行者质量要求以及对投资者的保护责任。比如香港证券监管当局认为，必须对上市公司及其市场行为加大监管力度，以保证证券发行者的质量，同时中介机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通常能得到较好的保护，但缺点是过分严格的监管会导致企业经营趋于保守，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和创新能力。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机构投资者队伍较小，与上市公司相比，投资者处于弱势。此外，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在这种条件下，采用第一种监管思想无法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因此，有必要采纳上述第二种监管思想，即把监管重点放在上市公司质量的监控和投资者的保护上去。
二、完善政府监管的基础法律制度建设
1、通过立法明确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法律地位
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在《证券法》中称为“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其法律地位是由国务院确定的直属事业单位，随着政府任期的调整而调整，无法独立于政府。在我国行政权占主导地位、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对行政权无法形成有利的制约的前提下，证券监管机构只对行政权负责而不对投资者负责，这样保护投资者的监管思想无法得到保证。在这个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美国SEC的地位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不对美国总统和国务院等行政机构负责，其独立性能够得到保证。因此，有必要修改《证券法》，使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地位由法律明确规定，使其独立到能够对国有股东、国有中介机构实施监管而不被“俘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监管的效果。
2、通过立法增加对证券监管机构的授权
我国证券监管的对象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早期主要以地方国有企业为主，现在主要以中央国有企业为主。这些企业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即使是民营企业或通过市场收购取得控制权的民营企业也是地方政府的各种利益的来源。而中介机构的代表——证券公司等绝大多数也是国有控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证券监管机构监管的对象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因此，如果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与国资委的地位相同，证券监管机构无法实施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监管。在这种前提下，现有证券监管机构现有的法律地位与法律授权范围使得证券监管机构反而成了“弱势主体”。可以说，我国立法机关目前对证券监管机构的授权较少，导致证券监管机构无法有效开展工作，这也是造成目前政府监管效果不理想的直接原因。
强化证券监管手段，必须由法律授予证券监管机构更多的权力。拥有一定立法、司法、执法权力的监管部门比司法机构更能有效地防止证券市场的违规违法行为。美国的证券市场监管机构SEC具有非常大的独立性，其拥有广泛的传讯、调查、听政、处罚、禁止、起诉等权力以及类似立法的权力10项之多，而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力只有包括制定规章权、行政许可权、行政指导权、行政处罚权等，范围小得多。因此，有必要通过《证券法》增加对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授权，使其在证券监管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例如参照美国建立“吐出非法利润”制度追缴、分配给投资者；授予证券监管机构财产扣押权等，最终通过立法使证券监管机构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机构。
目前，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授权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远远不够。目前，急需授予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力有调查权(有权不事先通知被调查者即可直接调查其财务、银行账户)、传唤权(有权传唤当事人，不接受传唤的被视为违法)和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由被调查者承担)等。
3、完善证券市场监管配套法律法规
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对于监管执行方面的规定语言不详，严重影响了执行效果。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执行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使证券市场的监管执行有法可依，落到实处。
三、完善政府监管机构的制度建设
1、从“三权分立”的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机构
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证监会及其下属机构负责证券监管的行政执行，而证券立法和监督职能主要由全国人大和司法部门行使。考虑到证券监管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有必要从“三权分立”的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分别建立行使证券立法和证券监督职能的专业机构。
立法机构方面，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负责广义的证券立法，这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在人员构成上，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等研究。
监督机构方面，建议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
2、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
我国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经常是由地方政府任命，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的高层管理者也经常来自于证券监管部门或者地方政府，甚至还会重新回到证券监管机构，从而在监管机构和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所谓的“旋转门”现象。要避免监管的“旋转门”现象出现，就要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设立防火墙，限制官员在监管机构和被监管单位之间的自由流动，为监管人员建立诚信档案，建立监管绩效评价体系，等等。
四、加强政府监管的外部合作
1、充分利用社会公众监督
社会公众监督所具有的及时性、普遍性是政府监管所无法比拟的，“蓝田事件”既是明例。政府监管机构应适时地引导和利用社会公众监督。目前，首先需要加强的是证券中介机构的法制约束和自我监管功能。这包括按照国际会汁准则和审慎原则审计上市公司财务与会计报表，并以承担无限法律责任的原则约束会计事务所的法律责任，建立严格的上市文件由律师事务所鉴证制度。
2、扩大与其他金融专业监管机构的合作
要加强对混业渗透的监管，并建立联合监管的沟通机制，例如，将目前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联席会议上升为—种日常工作制度。同时可以借鉴美国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建立相应的伞型监管雏形。在伞型监管体系中，银行监管当局应该成为核心。
3、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协调资本充足度要求、建立证券跨国发行和上市的统一的信息披露及会计标准、协调解决信息技术和电脑网络发展对国际证券监管带来的新挑战、降低国际清算风险等。对于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来说，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不但可以提高我国证券监管的效率，控制风险在国际间的传递，还可以促进我国证券监管的规范化、国际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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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如何加强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
正如中国的资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漫发展一样，中国证券市场是“拔苗助长”的产物，没有经历自然的生过程。证券市场是比实体经济更复杂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实体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环境下，证券市场很难自然地成长。中国的证券市场尚需一定的政府力量来培育。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建立的新兴市场，政府在证券市场的演进中一直起着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从起初的组织试点到市场规划的设计以及整个证券市场的监管，都未离政府的直接干预。我国资本市场处于新型加转轨的阶段，政策的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也是市场出现逆转的最大因素。当前，有关证券行业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备，新《证券法》赋予了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现场检察权、询问权、查询权、查封冻结权、限制交易等重大权力，就是为了丰富监管者的执法手段，增强对违法行为查处的力度。中国政府应努力建立证券行业信用制度、统一监管标准、严格执法、科学监管、加大处罚力度、健全证券民事诉讼，充分发挥证券监管部门应有的审查监督管理作用，增强监管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监
管对象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