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融证券伍戈

① 一委一行二会新监管如何结合

3月13日上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统一监管银行业和保险业。与此同时，此次改革方案还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

郭田勇对澎湃新闻表示，职责进行重新划分后，央行主要负责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为整个金融业制定发展方向和规划；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监会在机构和市场层面贯彻微观审慎监管，从机构监管到行为监管来统一把控，金融机构可以由此统一地建立金融监管标准，金融监管套利、投机空间出现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降低。

“金融监管将更加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控性，”郭田勇称。

海通证券宏观团队表示，去年以来各项监管政策就在逐步落地实施，当前新的协调、统一监管的框架也已形成，宏观审慎政策在防风险、去杠杆中的作用会更加凸显，有助于为货币政策“减负”，从实际偏紧向中性回归。

② zwick 为什么会出现离职潮

世界那么大，他们都想“下海”看看……央行官员下海又出新案例了。

8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即将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现象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涵盖处长到副部级等各级别的官员，不过以司级和处级干部居多。因为有官员离职未见诸报道，因此一行三会离职下海的官员数量应比样本数量大。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解到，“一行三会”大多为专业技术性官员，离职后大多转向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甚至互联网金融等机构。
从36个样本的去向来看，共有10人离职后加入银行，占比27%，是最集中的去向。其次为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分别有6人、5人离职后加入。
至于“离职下海”的原因，提高收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市场机构历练、体制内晋升困难也是他们“下海”的原因。

比证监会还汹涌的央行离职潮
监管机构官员下海任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业界称为“神仙下凡”。
一位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离职）原因很简单，收入太低了，缺少激励约束机制。”
“加入市场机构后收入会提高，但也不全是为了收入，可以从市场机构的角度理解政策，开拓视野。” 前述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现年45岁，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剑桥
毕业后，先后在世界银行、IMF任职。2005年4月-2009年11月，先后担任黑龙江省招商局副局长、黑龙江省商务厅厅长等职。2009年
11-2015年1月相继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巡视员、副司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发展创新与互联网金融。
大成基金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大成基金的规模排名长期保持在业内前十名，不过2011
年，大成基金因踩雷重庆啤酒，元气大伤，很快跌出了前十名。随后从总经理、首席投资官、股票投资部总监，再到其他核心投研人员的连续离任，大成基金的业绩
也是一落千丈，今年二季度，大成基金的规模为841.1亿元，排名仅为第25名。
大成基金并不是第一次“挖角”下海官员。
2014年12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周健男离职，出任大成基金党委书记。2014年10月原任证监会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罗登攀出任大成基金总经理。
今年6月初，证监会还批准了5名干部离职，包括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等2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等3名处级干部。这5名干部都是证监会的老人。
财新网报道称，论干部流失速度，证监会发行部较上市部更严重。熟悉情况的人士对财新网评论说：“发行部的处级干部最近一年多有的出事，有的离职，有的调离，快没人干活了。”
来自央行的离职潮不比证监会低调。
7月15日，腾讯财经从接近央行的人士处获悉，央行支付结算司近期迎来离职潮，8名处长中有3名同时离职，另外还有4—5名普通职员提交离职申请。早在2015年，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从央行离职，出任华瑞银行副行长。
前述3名离职的处长分别是，清算组织监管处处长，其去向是北京地方国有投资公司；银行卡业务管理处处长，将赴任正在筹建的票交所任副总裁；信息分析处处长，其去向是中央结算公司。
有业内人士分析，在央行下属的司局中，支付结算司最贴近市场，其分管的如第三方支付行业也最为活跃，因此，相对于其它司局，该司员工跳槽到金融机构更加容易。
此外，今年央行原货政二司处长、青年宏观经济学家伍戈离职，出任了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总经理助理。央行金融稳定局金融体制改革处李超出任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奔赴市场化机构任职。
证监系统：部分人士晋升遭遇瓶颈
6月初，证监会又批准五名干部离职，分别是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两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三名处级干部。
此次人员调整引起了证券行业的广泛关注，市场一致认为证监会将迎来第四波离职风潮。而上一波离职潮发生在2010年至2015年，其中仅
2014年，就有约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2015年前5个月，也有6名司局级干部离职。大多数干部离职后投身市场机构，尤其是基金行业。
据中申网监测数据显示，从1998年开始，超60位前官员入职公募基金，其中高管人数超过40人，担任过基金公司总经理一职的接近
20位。去年七月份，博时基金就宣布聘任原证监会办公室、党办副主任的江向阳为公司总经理。此外，原证监会国际部副主任汤晓东早在2014年就离职加入了
华夏基金。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日前离职的陆泽峰表示可能会去大学任教，更远期则会从事并购基金相关的业务，杨郊红也很可能在私募基金任职。
显然，基金行业丰厚的薪酬和个人价值的增值空间吸引了大量的离职官员。“证监系统的处级以上官员离职之后，往往会进入基金公司、券商、私募等机构担任高管，年收入可以达到几百万，远远高于在证监会系统的收入。”业内人士称。
且早在2015年年初，前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内部会议上也解释了证监会频现离职风潮的原因，“从2014年主动离职的中青年干部情况分析看，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关注不够。”证监会内部管理职位有限，官员晋升比较困难，于是纷纷下海，谋求更开阔的职业机会。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
事实上，传统银行业正在悄然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离职、华夏银行副行长黄老金离职，渤海银行副行长赵世刚离职，据新华网统计，今年以来，先后至少有37位传统银行的高管离职，涉及的岗位有董事、行长、副行长、风险总监等，有的则是分支行行长，有的分支行行长甚至公开说，不想再回银行，而一线员工的离职更是数不胜数。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一个人离开，而是带着一个团队整体离职，多年的业务经验，多年的风控积累，还有早已建立的客户人脉，银行员工像流水一样的离开，带走的是银行真正的核心力量，也让银行业务有陷入瘫痪的可能。
银行还是银行，换汤不换药，没有资源到哪里都是屌丝，但是，如果自己还觉得，可以在银行可以躺着赚钱，最后一定是没有饭吃。
硬币的另一面是：2015年是中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在此背后，金融机构这边，聚集了许多流失的官员、海外华尔街回流的精英、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本土专家。相反，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则非常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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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年底CPI有可能突破2%吗

今年以来，除1月份以外，其余月份CPI的同比涨幅均低于2%。但年底的翘尾因素不容忽视，未来几个月，CPI有可能突破2%吗?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近日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撰文表示，展望未来半年，在总需求稳中趋缓的前提下，通胀风险仍整体可控。随着未来上下游各种供给冲击因素的逐渐消退，预计CPI将在明年春节期间触及2%-3%之间的高点后逐步回落，届时CPI与PPI也将重新回归同步走势，并与总需求的整体趋势保持一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第四季度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面临下行压力，出口仍保持增长态势，民间投资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工业生产继续温和增长，投资增速略微下降，消费平稳增长。初步预计2017年四季度GDP增长6.7%左右，CPI上涨1.7%;全年经济增长6.8%，CPI上涨1.5%。

④ 如何评价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总基调：“稳中求进”提升到了更高层次原文：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明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解读：梳理2013年到2015年会议公报，下一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都是“稳中求进”，此次会议公报延续了该表述，但对此进行了特别说明，强调“稳中求进”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财政政策：积极有效，配套供给侧改革+减税+民生原文：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解读：2013年至2016年会议分别表述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从强调加大力度到强调有效性，表明财政政策要在积极取向的前提下，要有所针对，以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提到了财政支出的侧重点之一是政府投资（基建）。“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但2016年则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未明确提到增加政府投资。货币政策：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原文：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解读：货币政策方面，2013年至2015年会议分别表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本次会议则使用了“保持稳健中性”这一说法。分析认为，在稳定大局的要求下，明年货币政策将继续维持目前的流动性水平，流动性不会收紧，也不会出现加息的情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研究员、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分析认为，“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意指近年来外汇占款的负增长，以往央行通过外汇占款释放基础货币的货币供应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前地要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新的货币政策工具。2015年，央行共普降存款准备金率4次，其中一次降准1个百分点，降息5次。这还没有算上数次的定向降准。而2016年，央行仅在2月29日宣布普降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而针对外汇占款下降所形成的流动性缺口，由于准备金工具的信号意义较强，地借助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提供流动性。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原文：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解读：近年来，金融风险在股市、债市、房地产和跨境资本流动等领域轮动，很难指明一个特定领域的风险点。针对风险点，今年以来已经有一系列的针对措施，如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加码，《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发布，还是银监会表外业务监管新政的意见征求等等，分析认为这说明社会各界所公认的诸多潜在风险领域正在得到高度关注，“下决心”的提法更是说明中央下决心进入金融风险防控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有针对深层矛盾和问题进行根本整治的魄力。

⑤ 202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有哪六大亮点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

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

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

专家认为，当前，当前一线城市的房产所得，远远超过了经营主业所得，加速资金流向非实体经济。

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关键在于稳定市场预期，减少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要彻底解决楼市中存在的矛盾，最根本的还是推进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建立，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稳定市场预期，预期稳则供求稳，供求稳则房价稳，房价稳则市场稳。

此次政治局会议再次显示决策层对房地产调控的思路，即从依赖行政指令向侧重市场的长效机制转变。可以预见，土地供应制度、住房金融体系、房地产税收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将步入快车道，以长效机制引导市场稳预期，这无疑是抓住了楼市调控的真谛。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长效机制的推出和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其建立必然会有一个过程。因此，应围绕中央“去库存、去杠杆”的总目标，强化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在坚持分类调控、因城施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因势利导把政策细化为“一城一策”甚至“一区一策”，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从而为长效机制的建立赢得时间和空间。

下一步，房地产税收、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等将是重要看点，长效机制的建立将有效防止楼市故态复萌，真正促使住房回归居住的本质属性。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项安波认为，新的一年，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很可能取得新的突破：“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文件已经齐备，接下来是与重要领域的行业体制改革相结合，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方面需要有实质性的新的进展，比如说，科技型的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能不能搞一些员工持股试点，因为政策比较明确，优先支持等等，所以应该有一些工作。”

项安波表示，在经过2016年试点之后，国企改革如果能够在市场化方向进一步推进和拓宽，比如市场化选定经营管理者等，那么国有企业的活力将进一步得到提升，从而释放更多红利。

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

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

对此，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认为，这个是老问题，有产者有恒心，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可以使大家对未来更有预期，更敢去投资、消费，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大家都去投资消费，才能促进经济的活力和发展。不过难点是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政府官员不理旧事，导致问题越来越积累。越积累就越难解决，形成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政策如果能够实施，将会对明年经济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助力。